| “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及其文章学意义 何诗海-中国文体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中,“诗难于文”说源远流长,信受者众。明清时期,逐渐出现了“文难于诗”说,体现了文学观念的嬗变。在“文难于诗”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人反复强调、多方阐述的“文章莫难于叙事”说。此说既反映了唐宋以后叙事文由附庸蔚为大国的发展趋势,也是文论家为进一步提高叙事文地位而采取的尊体策略。古文运动的胜利及其深远影响对此说的产生和盛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说在探讨叙事之难时,对叙事文的体性、功用、审美特征、表现方式等都有深入考量,丰富、发展了古代文章学叙事理论,同时打破了以诗学为中心的抒情传统占据主流地位的古代文学批评格局,具有重要的文章学意义,但也因袭了传统叙事理论难以突破的局限。
关 键 词:文章学 文体 叙事 抒情 议论
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具有悠久、深厚的抒情传统,文体的叙事功能及相关理论探讨在很长时期内,主要是由史家、史著来承担的。宋元以后,随着戏曲和白话小说的兴起,文学的叙事艺术才真正出现重大突破。然而,从传统观念看,戏曲和白话小说都属通俗文艺范畴,相关理论和批评,难以为正统文论家充分认可、吸纳,抒情传统依然占据主流与核心地位。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叙事文体和叙事艺术逐渐成为文章学热点,甚至频频出现“文章莫难于叙事”[1]、“记事文最难”[2]之类的论断,对抒情传统的强势地位形成了冲击。本文拟就这种理论新变的原因、内涵及其文章学意义展开探讨。
[1]邵长蘅《邵青门全集·青门麓稿》卷一一《与贺天石论文书》,《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册,第725页。
[2]胡丹凤《退补斋诗文存·文存》卷六《重修鄂垣正觉寺碑记》文末载彭崧毓评语,《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3册,第217页。
关于文章写作难易的探讨,是宋代以后伴随诗、文之辨而兴起的,其中“诗之难于文” [1]、“天下文章莫难于诗” [2]等,一直是批评界的主流声音。明清时期,尽管持“诗难于文”说者依然不少,甚至有“作诗最难事也”[3]之论,但同时也兴起了“文难于诗”的论调,其中又有强调古文之难、时文(八股、制义等)之难、叙事文之难等区别[4]。而兴盛于清代的“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在以上诸种论断中尤为引人注目,值得深入探讨。
在古代文论中,“叙事”又称“序事”、“记事”、“纪事”、“记叙”等,本指与抒情、描写、议论等相对的一种表达内容和方式。尽管这种内容和方式在各种文体甚至诗歌中都可能存在,但无疑以史传和源于史传的叙事类文体如传、记、述、行状、碑志等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因此,“叙事”一词在表示“表达内容和方式”之义的同时,往往指向叙事类文体,兼具文体学意义。“文章莫难于叙事”说中之“叙事”也是如此。
最早提出叙事之难的,并非清人。至少在宋代,吕祖谦已明确提出,“作文字不难于敷文,而难于叙事”[5]。又,明王祎《文训》曰:“文之难者,莫难于史。” [6]由于叙事是史传最主要的内容和表述方式,古人又多以史学标准来裁量叙事文,故此说实透露出文以叙事最难之意。不过,在清代以前、史家之外,这类观点只是零星偶见。热烈探讨叙事艺术,极力鼓吹“叙事最难”,一直要到清代才蔚为风气。王之绩《铁立文起》曰:“文莫难于传记。必令笔笔飞舞,方为妙手。苏颕滨谓白乐天诗词甚工,拙于记事,寸歩不遗,犹或失之。”[7]因传记是最重要、最典型的叙事文体,故“文莫难于传记”也就是“叙事最难”之意,后文以白居易工于诗词而拙于记事为例证,足以说明这一点。与王之绩大致同时,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的邵长蘅,则明确宣称:“仆平日持论,以为文章莫难于叙事,唐以后文章亦莫阨于叙事。”邵氏是清初古文名家,高倡“文章莫难于叙事”,奉《史记》为叙事圭臬。循此准的,历代作手罕觏,故称唐后文章“亦莫阨于叙事”。即以久负盛名的韩柳欧苏论,也是各有长短,难称尽善尽美,如韩愈虽“自成彼调,然苦生割失自然”,欧阳修“澹宕处极得史迁风神,而奇气不如”,苏轼“自言平生不为行状墓碑,大较叙事是其所短”[8]等。以四公之高才巨笔,尚且利钝杂陈,他人自不必多论。
乾嘉以后,“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响应。如乾隆朝“博闻闳览,于学无不通”,“古文效法班、史,诗歌出入韩、苏”[9]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筠,“尝论作文,叙事最难,数十年来,作者无足当其意”[10]。门生章学诚对此别有会心,其《论课蒙学文法》曰:“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11]《上朱大司马论文》云:“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也。”[12]在与辞命、议论类文体的对比中,突出叙事“最难”。姚文田《与孙云浦书》:“文之为体博矣,然要皆有所自来。诏诰训戒,原于《尚书》。叙事论列,昉于《左氏》。疏解考辨,本于《戴记》。论说泛滥,沿于诸子。之数者以叙事为尤难。”[13]与章学诚相较,此说拓宽了对比范围,强调叙事之难在诏、诰、训、戒、疏、解、考、辨、诵、说等众多文体之上。又,姚鼐《惜抱轩笔记》曰:“然伪作古人,为论说之辞差易,为序事之辞则难。故虽见此语,而不敢用耳。”[14]这段话是因考辨《古文尚书·大禹谟》中关于“四载”史料的真伪而引发的感慨。其中对于文体写作难易的判断,并非仅适于“伪作古人”这种特殊场合,而是基于叙事难于议论这一古今相通的规律。正因这一规律,所以伪作古书时,作叙事文字的难度远高于作议论文字,从而为后人考据史料真伪留下明显的线索。此外,孙梅《四六丛话》:“四六之文,议论难矣,而叙事尤难。”[15]可见,不仅朱筠、章学诚、姚鼐等古文论家以叙事为难,骈文论者也有同感。此外,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称“文类既殊,体裁各别,然惟言事与记事为最难”[16],吴敏树《史记别钞序》称“文之难为者,莫过序事”[17],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发、强化了“文章莫难于叙事”这一观念。
以上分析表明,清代“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并非个别文论家的孤响独弹,而是有着众多倡导者、响应者的理论合奏,是清代文论的重要内容。清代之前的文学批评,从未如此频繁、集中地探讨过叙事文之难这一问题。因此,“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可谓最能体现清代文章学特色的论题之一。
[1]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子部第83册,第733页。
[2]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十《书南雅集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40册,第878页。
[3]周召《双桥随笔》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465页。
[4]关于明清文论中的诗文难易之辨,笔者已撰《明清时期诗文难易之辨》一文专门探讨,载《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兹不赘述。
[5]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序》文后评语,张照《唐宋文醇》卷四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701页。
[6]程敏政《明文衡》卷二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3册,第766页。
[7]王之绩《铁立文起·前编》卷二,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2007年版,第4册,第3664页。
[8]《邵青门全集·青门麓稿》卷一一《与贺天石论文书》,《丛书集成续编》,第125册,第725页。
[9]王昶《翰林院编修朱君墓表》,钱仪吉《碑传集》卷四九,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08册,第762页。
[10]李威《从游记》,《碑传集》卷四九,第108册,第756页。
[1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85页。
[12]《章学诚遗书》,第612页。
[13]姚文田《邃雅堂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8册,第576页。
[14]姚鼐《惜抱轩笔记》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2册,第145页。
[15]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715册,第576页。
[16]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第470页。
[17]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0册,第329页。
由于才性、学养、人生阅历、审美旨趣等的差异,关于文章各体孰难孰易、难在何处等,必定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以达成统一意见的论题。事实上,对于此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创作技巧,更体现着不同的文学思想、文体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蕴含。从心理学看,贵难贱易是人类普遍的价值判断标准,故难成者多受推崇,易得者常被轻忽。具体到文章写作上,多以其体尊、其用显者为难,地位卑下或边缘化的文体,则罕有关注其难易者。清人高倡叙事之难,既是文体疆域拓展之后,叙事文地位不断提高的结果,也是清人为进一步提高叙事文地位而自觉采用的尊体策略。
中国古代文体学在六朝已经成熟、定型,其标志有二。一是以《文选》为代表的总集所划定的文体疆域和所构建的文体谱系,二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理论著作所确立的文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观点和方法。在《文选序》中,编者明确宣示此书文体范围,只录富有藻彩,以“能文为本”,具有独立文体地位的单篇辞章,而不节录经、史、子著作。至于史书中的史论、史述赞之入《文选》,主要是欣赏其“沉思”、“翰藻”的辞章之美,而非着眼于叙事性。事实上,这两种文体的叙事功能极其微弱,其本质是论、赞二体在史书中的应用而已。综观《文选》所录,明显具有叙事性的文体只有碑志6篇、行状1篇,这与全书700多篇作品相较实在少之又少。而碑志“其序则传秦粤物流,其文则铭”[1],六朝人更看重的是其富有藻彩声韵之美的铭文部分,叙事只是附属功能,绝非时人关注中心。如此看来,叙事文在六朝文体谱系中的地位可谓微不足道,主于抒情言志的诗赋骈文乃文坛主流和中心。这种状况,唐代相沿未改,直到宋代才出现根本性突破。其标志是真德秀编纂的《文章正宗》。此书明确将古今文章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叙事文首次获得了与诗赋、议论等并列的文体地位,成为文章谱系中的一大门类。且叙事类作品有六卷,而诗赋类只有一卷,这种数量对比所透露的文体地位消长的信息颇为耐人寻味。真氏还打破了《文选》确立的不节录经、史、子著作的传统,拓宽文体疆域,重塑文章经典,从《左传》、《史记》等史著中大量选录叙事作品,并以“叙某人某事”的句式命题,如《叙晋重耳出亡本末》、《叙晋文始霸》、《叙晋楚鄢陵之战》、《叙项羽救巨鹿》、《叙七国反》等。如此关注文体叙事功能,并以标题揭橥叙事旨趣,对于扩大文体范畴,提高叙事文地位,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宋明时期虽不明显,在清代总集编纂中却多有体现。如储欣《唐宋十大家类选》分所录文体为六门三十类,其中第四门为序记,有序、引、记三体;第五门为传志,录传、碑、志、铭、墓表五体,都是叙事文。章学诚编《和州文征》,分所录文为奏议、征述、论著、诗赋四大类,其中征述录记、传、序、述、志、状、碑铭等叙事文体。又,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文体为三门十一类,三门分别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著述”近乎“议论”与“诗赋”,“告语”近乎“辞命”,“记载”近乎“叙事”。这些总集,都将众多文体分为若干大类,并以叙事文作为其中一大门类,在编纂体例和文体观念上显然都受了《文章正宗》影响,也说明叙事文地位不断提高,足与抒情、议论、辞命等并驾齐驱,已成为普遍观念。
文体观念的衍变,不仅体现于总集编纂,也渗透于理论和批评中。在确立文体学研究传统的《文心雕龙》中,虽立《史传》篇探讨叙事文体,然而,鉴于刘勰心目中“文”的庞杂性,甚至连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等文字也在讨论之列,则其立《史传》篇主要是顾及文体论的完备周全,并不意味着对叙事文的特别关注。事实上,此书所蕴含的文体观念和文学旨趣,与《文选》基本一致,即以诗赋骈文为关注重心。故刘勰在论述各体文章时,以诗赋居首,彰显其重要性。而在探讨文术的诸多篇章如《神思》、《体性》、《风骨》、《情采》、《融裁》、《声律》、《丽词》、《比兴》、《练字》等篇目中,无不以诗赋骈文作家、作品为例证,足见其理论重心、旨趣所在。而单行散体的叙事文,在《文心雕龙》中与《文选》一样,是边缘化的。唐刘知几《史通·叙事》强调严守文、史畛域,反对文人修史,鞭挞“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2]的骈俪文风对史传叙事的损害,主张叙事功能和叙事理论的探讨当由史传、史官来承担等,虽是批判六朝文风的消极影响,却正延续了六朝文史分离、文章学术分离的观念。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随着文人创作的单篇叙事文的勃兴,文体观念发生丕变,文与史、叙事与抒情的界限不再如楚河汉界。如宋人不但重视文的叙事功能,甚至推崇杜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3],这是对文学尤其是诗歌抒情传统的重大突破。自此之后,文章学中的叙事理论逐渐丰富,叙事文地位日益提高。元陈绎曾《文诠》详尽探讨叙事艺术,归纳出正叙、总叙、铺叙、略叙、直叙、婉叙、平叙、引叙、间叙、别叙、意叙等十一种叙事方式,发展了《文心雕龙》以来的叙事思想。明宋濂《文原·下》:“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4]李东阳《篁墩文集序》:“文之见于世者,惟经与史,经立道,史立事。”[5]王维桢《史记评钞》:“文章之体有二,序事议论,各不相淆,盖人人能言矣。”[6]或从文体功用出发,将文分为载道、纪事两大类,载道之文本于经,纪事之文本于史;或从表现方式着眼,分为叙事、议论二体。无论从哪个角度分,叙事文都占了半壁江山,俨然文章大宗,不再是六朝时期屈居一隅的边缘文体了。
清代文论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了文类二分法。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文体有二,曰叙事,曰议论。是谓定体。”[7]张秉直称,“文章不过叙事与议论”,“叙事欲其详明”,“议论欲曲折以尽其情”[8]。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凡为文,惟叙事、议论两体。”[9]直至晚清,潘博编《高等国文读本》,仍强调“文不外序事、议论两体”[10]。这种高度概括、简要的二分法,将主于抒情的诗赋排除在外,似乎不够周全、严密,但其文体学背景,应是诗、文分疆之后,专就“文”这一疆域立论,故实与《文章正宗》的四分法、《经史百家杂钞》的三分法等桴鼓相应,共同体现了文体史的发展大势和新的文体观念,即叙事文在文章写作中的分量日益加重,几占各体文章的半壁江山。潘耒《乌青文献序》:
古人之书盈天下,今人而欲著书,难乎其为不朽矣。然有可传者二焉。一曰载道之书,一曰纪事之书。斯为宇宙所必不可无,其力自足孤行于世。若夫骋才缘情,浮夸绮丽之作,可有可无,终归于冺灭而已矣[11]。
此“载道之书”与“纪事之书”,即前引宋濂所谓“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亦即李东阳所谓经之文和史之文。在清人看来,惟此二体可为不朽。至于缘情绮丽的诗词歌赋等,则可有可无,终归泯灭。将纪事文与儒家经典并论,其地位之尊可想而知。惟经典乃圣贤造作,久有定谳,非常人所可措手。因此,对广大士子言,欲传不朽,惟赖叙事一端。故焦循曰:“余谓学问之业,以属文为要。虽有尧舜之治,孔颜之教,非文不传。叙事之文,尤为重大。春秋楚汉之人,后世岂绝无之?得左史以为之传,便精采百倍。韩昌黎之于南霁云、何蕃,李习之之于高愍女,柳柳州之于段太尉,杜牧之之于燕将谭忠,孙可之之于何易于,采入史传,顿生光彩。”[12]不论是圣君之治,圣贤之教,还是忠臣义士,贤能贞烈,无不借叙事传世生辉,否则只会湮没无闻。故焦循倡言“叙事之文,尤为重大”,地位尊于任何其他文体。清人反复强调“记事最难”、“文章莫难于叙事”等,正是以一种近乎偏激、武断的态度来凸显、推尊叙事文的文体地位,使叙事文从文体谱系的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策略。
[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4页。
[2]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3]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67页。
[4]《历代文话》,第2册,第1530页。
[5]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666页。
[6]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壹辑第11册,第36页。
[7]《邵青门全集·青门麓稿》卷一一,《丛书集成续编》第125册自由女孩,集部,第725页。
[8]张秉直《文谈》,《历代文话》,第5册,第5088页。
[9]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卷三,《历代文话》,第6册,第5971页。
[10]潘博《高等国文读本·略例》,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第1册,第3页。
[11]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第482页。
[12]焦循《里堂家训》卷下“谚云百工之事”条,《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30页。
在叙事文地位日益提高,不断从文体谱系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唐宋古文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柳欧苏等古文作家,在文体革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影响着后世文章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语言体式的革新,即易骈为散,以单行散句代替双行偶句;二是文章体裁的开拓创新,主要包括议论类的说、解、原、评、释和叙事类的人物传记、碑志、赠序、游记、壁记、学记、书画记、亭台堂阁记、日记、述、录、志等[1]。这些文体,大多是唐宋时期兴盛起来的,故《文选》未列其目,刘勰未著其说。有些虽是传统文体,但其体性、功能在唐宋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碑志,六朝重在富有声韵藻彩的铭文,属“有韵之文”,唐宋以后转为重在叙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无韵之笔”,更具史传性质。这些文体革新成就,充实、拓展了古代文章的体裁种类,丰富、提高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男孩危机,为文学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文章学传统,也自此发生转捩,即由六朝的以诗赋骈文为中心一变而为以八大家古文为中心[2]。随着古文新传统的确立,经八大家开拓的叙事文体,遂由附庸蔚为大国,地位日趋尊崇。《文章正宗》分各体文章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即是显例。其实,这仅是《文章正宗》正集二十卷所录。另有续集二十卷,只录叙事、议论二类,皆北宋之文,足见宋人对自己创作的这两类文体的重视和自信,可居“文章正宗”之列。元陈绎曾《文诠》“古文谱”分古文为叙事、议论、辞令三大类。其中辞令类非位居词臣者不能操觚,且多受程式束缚,较难自由发挥,故更常用、更有创造性的也只有叙事、议论两类。可见前文所论明清时期文章不外叙事、议论二体的分类法,宋元已露端倪,体现的正是古文八大家经典地位逐渐确立后的文体分类观念。
韩柳倡导古文思潮,以六朝文为批判对象,故其师法对象自然是先秦两汉文。而先秦两汉文中,以散体行文,最能为古文家汲取养分的,又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史传类叙事文为大宗。这种文体典范的选择,决定了古文与史传叙事必然结下不解之缘。对于此种因缘,明以前的文学批评较少涉及,而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文论家则反复致意,多方阐发。如万斯同主张,“经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3],明确将史与古文一体视之,可惜语焉不详。王筑夫曰:“千古叙事神品,左氏、史迁为绝调。昌黎得左氏之骨,庐陵得太史之神。故昌黎以精凿胜,庐陵以风度胜。”[4]韩愈、欧阳修为八大家中叙事文创作成就最高者,其文分别师法《左传》、《史记》,而各得其胜。沈德潜评田同之《水碓》诗曰:“细写难状之情,正与琐屑处见笔力,此古文叙事手也。熟精《左》、《史》者能之。”[5]也以《左传》、《史记》为古文叙事典范。方苞则以六经、《语》、《孟》为古文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推尊“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6],后世古文家,无不取法左丘明、司马迁,如“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7],故治古文者,必熟读三传、《史记》,方能辨其门径,入其窔穾,最后“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8]。古文与史传叙事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充分论证。在此基础上风雨西关,章学诚提出了更为果决的论断:“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9],“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庭经师之授受”[10]。清人这种以史传叙事为古文核心和主流的观念,并非个别论家的偏见,而是一种普遍风气,乃至论古文必及叙事,谈叙事即谓古文,两者几为可以互换的概念。宋徵舆《题范树鍭所著酷吏传后》:
士既以制举进,古文侵微。叙事之作,尢舛杂不类。士大夫名能文者,业稍就辄得高誉。既骄不可语,循至颓丑不自知,以故古文益衰。庚子春,予友人范生树鍭以所著《酷吏传》见示,所记事皆其所及见,故该实不诬,行文简严明健。中间起伏屈折,音节顿挫,有史晔、史寿之遗风焉。目中久不见古文,为之起立四顾,遍赞之[11]。
以叙事文“舛杂不类”为古文衰微的表征,又因偶见叙事佳作而感慨“目中久不见古文,为之起立四顾”,赞叹不已,可见叙事文的盛衰即代表了古文的盛衰。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广右战功录》提要:“此录述右江参将都督同知沈希仪讨平广西诸蛮事。顺之工于古文,故叙事具有法度,《明史》希仪本传全采用之。”[12]吴南屏《许孝子传》文末自记:“此文余初学古文时所为,经数年,稿凡十数易,即前数行字也。自是颇知叙事之难。”[13]以“工于古文”解释“叙事具有法度”的原因,以古文之难知“叙事之难”,这种逻辑如果成立的话,必有一个前提,即古文等于叙事,叙事即是古文。这在文体观念上,比方苞等主张古文必须宗法史传更为武断、极端。
韩柳最初倡导古文思潮的时候,重点在于革新语体,改变文风,并无文章体裁上的严格限定。韩柳集中的文体品类极为丰富,仅就其所开拓的“古文”论,如前所述,至少可归为叙事和议论两大类。而清人在接受、使用“古文”这个概念时,却时时聚焦于叙事类。这一方面体现了对叙事文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使叙事文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因为,自唐宋古文运动后,诗文分途,诗咏性情,文以载道,“文以析理叙事,诗以比兴陶情”[14]已成常识。韩柳欧苏等古文家融文学复古于儒学重建和政治改革之中,具有鲜明的弘道意识和经世精神,并内化为一种士大夫文化承担的人格力量,古文或古文辞也因此获得无比崇高的地位。“古文经世之业”[15]、“诗赋本非所重”[16]、“若古文,则经国之大业也”[17]、“五经以降,惟古文辞托体最尊”[18]之类论断,屡见于明清文论中。而清人将古文与叙事扭结一处,甚至有意无意将两者等同起来,客观上造成了叙事文之尊,远在诗词歌赋和其他文体之上。这是清人反复强调“文章莫难于叙事”的关键原因,背后蕴含着“文章莫尊于叙事”的文体价值判断。这种文体价值观的产生,既暗含着对传统诗赋文体日趋庸滥的不满,也是史家文论,尤其是以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等史家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文论日趋活跃、推波助澜的结果[19]。
探讨叙事文在清代独尊的原因,还应考虑到古人对“文以载道”说中“道”的理解。在儒家思想占主流地位的士人心目中,“道”不是冥思玄想的抽象义理,而是充满实践精神的政治和道德理想,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0]。换言之,儒家之道,蕴藏于具体的人伦世事、政教盛衰、朝代兴亡之中,而记载历史演变、人物事迹的史书自然就成了道的重要载体。即以被奉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21]的儒家经典言,其地位虽尊于史,但并不能脱离史而完满自足,独立存在,盖经虽“明道之文”,“而未尝不著于事”;史虽“纪事之文”,而“未尝不本于道”[22],“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23]。故上古本无经史之别,六经之实质,“乃三代圣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亦即三代之史。有见于此,清人高倡“六艺皆掌之史官”[24],“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25],“言道而不依乎事,则涉于空虚”[26]。这种以史载道,即事明道的思潮,以浙东学派鼓吹最力,有力推动着史的地位和源于史传的叙事文地位的提升。因为,就载道论,史具有经无法替代的价值,足与经并驾齐驱。古文既以载道、弘道自任,在文体取向上特别重视源于史传、师法史传的叙事文,也就势在必然。孙学濂指出:“夫自韩愈以降,凡以古文名者,莫不兼治史,其为文也,事理并重,兼事与理而义以立。”[27]论述古文与史传纪事、说理议论的关系,可谓鞭辟入里。尤其是清人,在亲历或目睹奢谈心性、放言高论而不切世用的心学末流对士风、学风、文风造成的戕害之后,对空洞的议论、抽象的义理尤其警惕,抨击“习为高论,鄙弃一切”[28],“务以虚矫为气,诘屈为古,议论空而无意以贯之”[29]的文风,甚至标榜“集中之文,不越考古、记事之端,而不为论辨”[30]。因此,尽管清人把文章分为叙事、议论二体,但对叙事的关注远超过议论[31]。有些论家甚至主张,即使作议论文,也不可一味发论,而当以叙事为基础,所谓“叙事即伏议论之根,论议必顾叙事之母”[32],否则,议论就成了谬悠之说、无端崖之辞。可见,在叙事、议论二体中,叙事占有绝对优势,可向议论渗透;而“叙事之文,一涉议论,便觉非体”[33]。这正体现了古人破体为文时以高行卑的原则,而叙事之尊,焯然呈现于这一原则中。
总之,在清人的文章观念中,谈古文,多聚焦于叙事,甚至将两者等而视之,叙事文的地位由此大为提升,迥出议论之上,更非诗词歌赋等文体所可比拟。清人再三强调“文章莫难于叙事”,正是一种尊体策略伊藤沙月,而这种策略又紧紧绾结着古文与叙事之难。申涵光《与朱锡鬯书》曰:
闻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此语不似知我者。夫古文之难,又非诗比。《左》《国》《史》《汉》,韩柳欧苏,法备矣,斤斤摹之,则为效颦。跳而别图,便堕恶道。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无名集,职是故也[34]。
《左》《国》《史》《汉》,历来被奉为叙事典范。韩柳欧苏四家,除苏轼外,都是叙事文的代表性作家。以这些作家和作品为参照来论述后人作古文之难,其中所蕴“叙事难”之意自不难领会。又,方苞《答申谦居书》称“仆闻诸父兄,艺术莫难于古文”[35],并以诗赋为比较对象,分析古文在创作、传世等方面何以难于其他文体。而方苞的古文观,前已论及,是以《左传》、《史记》等叙事文为正宗和主体的,其津津乐道的古文义法,主要也来自史传叙事传统[36]。因此,所谓“艺术莫难于古文”,推而论之,显然有“艺术莫难于叙事”之意。章学诚的古文观,更以源于史传的叙事文为核心和主体,故其再三致意的“文章以叙事最难”、“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等,最为明确地揭橥了古文与叙事及叙事之难的密切关系。
[1]关于唐宋古文家革新文体的业绩,可参朱迎平《唐代古文家开拓散文体裁的贡献》,《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杨庆存《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王水照《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431页等。
[2]详参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3]万斯同《与钱汉臣书》,《石园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第511页。
[4]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一七《同知潮州府宗公家传》文末评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92册,第510页。
[5]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四,沈德潜等编《历代诗别裁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6]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序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3页。
[7]《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序例》,第615页。
[8]《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序例》,第614页。
[9]章学诚《信摭》,《章学诚遗书》,第371页。
[10]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章学诚遗书》,第612页。
[11]宋徵舆《林屋诗文稿·文稿》卷一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册,第224页驱魔童。
[1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482页。
[13]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卷一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第229页。
[14]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五九《古籒用篆不必改楷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5册,第528页。
[15]章学诚《古文十弊》,《文史通义校注》,第509页。
[16]章学诚《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章学诚遗书》,第126页。
[17]李绂《秋山论文》,《历代文话》,第4册,第4009页。
[18]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第199页。
[19]关于清代史家文论的活跃,可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第四篇第三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0]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三零,中华书局1982第2版,第10册,第3297页。
[21]刘勰《宗经》,《文心雕龙注》,第21页。
[22]谢铎《桃溪净稿·文稿》卷三《愚得先生文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册,第323页。
[23]王阳明《传习录·上》,张问达辑《王阳明先生文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9册,第445页。
[24]《论修史籍考要略》,《章学诚遗书》,第116页。
[25]《文史通义校注》,第471——472页。
[26]黄彭年《陶楼文钞》卷九《方存之先生文集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36辑356册,第747页。
[27]孙学濂《文章二论》卷上,余祖坤《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中册,第813页。
[28]《里堂家训》卷下“人各有所近”条,《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33页。
[29]孙星衍《平津馆文稿自序》,《孙渊如先生全集·平津馆文稿》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6册,第204页。
[30]朱锡庚《笥河文集序》,朱筠《笥河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6册,第392页。
[31]当然,到了清代后期,尤其是晚清,情况又有所变化。随着国势丕变,内外交困,许多有识之士,如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等撰写了大量言事论政、讥切时弊,以议论和思想见长的文章,议论文的地位随之上升。故清人对叙事的关注,以及“文章莫难于叙事”说的兴盛,主要集中在清代前期和中期。
[32]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第2333页。
[33]沈维材《樗庄诗文稿·文稿》卷三《与高太守》,《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5册,第430页。
[34]申涵光《聪山集》卷三,《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6册,第377页。
[35]方苞《方苞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164页。
[36]张高评《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对此有详尽论述,文载《清代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版,第215-246页。
“文章莫难于叙事”说是在叙事文由附庸蔚为大国的背景下,文论家为提高其文体地位而采用的尊体策略,已如前述。当然,此说之流行,不仅仅是策略问题,还凝聚着众多作家、批评家对叙事文写作的切身感受,以及对叙事文体性、功用、审美标准、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独特性的认识。正是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叙事文写作迥异于诗词歌赋及议论文的特殊难度。
叙事文源于史传,师法史传,故明清人论叙事文,往往执史家标准。顾炎武《日知录》:“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1]汪琬《跋王于一遗集》:“古文辞之有传也、记事也,此即史家之体也。”[2]李绂《秋山论文》:“叙事之文,全是史法。”[3]此类论断,不胜枚举,足见叙事文的史学性质,在清人看来是一种无需论证的常识。既是史家史法,则对作者身份、学养有特殊要求。顾炎武就明确提出,志状传记等文,“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4]。禁例甚多,概言之,非居相应职官和对史料的全面掌握,不可妄作。可见,叙事文对作者身份、地位和知识储备要求极为严苛,非如诗赋、议论等,人人皆得操觚。从这个角度看,“文章莫难于叙事”诚非虚语。只是,顾氏之论,是从严守史官制度的立场出发,要求一切叙事文皆为国史服务;循此要求,则历朝历代,可操觚者万不得一,文人几无叙事文可作,实际上是被剥夺了作叙事文的权力。这既不符合史实,也不适应叙事文日益发展壮大的趋势。故袁枚《古文凡例》、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等都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文人所作传记、碑志等,多为私传、家传、自传,非同国史,故作者不必史官,传主也不必公卿名士。章学诚则强调,“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5],“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若唐、宋以还,韩、柳志铭,欧、曾序述,皆是也”[6]。这是学术嬗变中无可否认的史实,也是无法回避的趋势,因此,“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斥责“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说乃“明末之人,思而不学,其为瞽说,可胜唾哉!”[7]其态度较袁枚、姚鼐等更为激烈、决绝。
尽管如此,清代文论家在以征实作为叙事文衡文标准上,立场高度一致。潘柽章抨击“今之自命为文人者”,叙事“亦惟求工于文词,而事迹之虚实,纪载之抵牾,有所不暇计”,“贻误千载,弊孰甚焉?”[8]王元启批评“末世纪事之文,专事夸謏,不覈其实”[9]。魏源《圣武记》曰:“纪事之文,贵从实,所以垂法戒也。”[10]类似观点,俯拾皆是,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叙事文的征实原则。而要达到征实要求,首先应在史料上广搜博采,辨其真伪,审慎取舍。潘柽章《松陵文献序》:“昔人以旷世之才作一书,尝三四十年而后成,岂其文词之难耶?网罗事迹,博考而精裁之,是为难耳。”[11]这种材料搜集、考辨之难,在诗赋、议论文上,即使存在,也较轻微,而对叙事文,不管是国史还是私传、家传,都必须郑重其事。王元启《与张少仪同年书》:
唐荆川志某人墓,书武宗南幸,缇骑索金一事,自云得诸某人口述,故叙述较详。其叙广右战功语,皆亲得之沈公,故其文精神尤跃出。震川书张贞女事,则又身居其地,得诸童叟千万人之传述,且于仵人之检视,邑宰之讯鞠,皆亲往观之,故能如是之详核。由此观之,纪事之文,必有所据;所据之文,传志不如状述,状述不如口授,且又不如身亲而目见之更为的实而详备也。苏明允与杨节推书云,既未得奉一日之笑言,所可据者,在其行状,而状又不可用。呜呼其难哉!非深知叙事之难者,盖不能为此语[12]。
叙事文所述历史事迹、人物言行、名物制度等,都必须有本有原,详实可据。材料来源与当事者关系越近,则越可信。唐顺之、归有光等古文名家的优秀叙事作品,都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取大量身亲目见的一手材料,才撰写成功的。朱筠“每为人作传、志、表、状诸篇,必先进其子孙或亲故,令缕述其生平事迹”[13],也是为了确保史料来源的信实可征。总之,叙事文在资料准备上所耗时间、物力、精力等,与抒情、议论类但有闻见感触,摇笔即来的文体比,相距不啻霄壤。故王国维曰:“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以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14]这正是叙事文难于其他文类的重要原因。
材料搜集完备、审核虚实之后,如何组织、运用材料,是叙事文的又一难题。吴敏树《史记别钞序》:
文之难为者,莫过序事。人知其难矣,抑思其所以难乎?治丝麻为布帛,经纬条理具焉。服其成者,必知其功。绘画者摹故事,事颇巨者,人物以百数,工专其妙,在于措设布置,极竭以心思,非独一人一骑神状而已。为文亦然。余读《史记》,窃叹古今谈文章家,必推司马氏序事之长。至其所以赞美之者,不免震于形貌,而以为有纵横离变之奇。及所与班书较上下者,惟在字句繁省之间。余独以此悲史公本志之不明,笔削之不彰。又以知后代史官文字之不相逮及者,亦由未讲乎此也[15]。
任何文章,在落笔之前,都需布局谋篇,安排结构。而这种结构布局,对叙事文,尤其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文,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重大史事往往时间跨度长,参与人物多,头绪纷繁,复杂多变。何者为经,何者为纬,何者居主,何者居次,何者在先,何者在后,都必须先有“措设布置”,即宏观布局,方能构成一个结构合理、秩序俨然而气脉贯通的完整生命体。任何一条个别材料或局部叙事元素的安置,都要围绕这个生命结构,既在主干上刻下历史进程的年轮,又舒展出茂盛的枝叶,决不能为局部叙事元素而破坏甚至牺牲生命整体的和谐。至于行文的纵横参差,字句的繁省推敲,只是文字功夫,并非决定叙事成败的关键。总之,结构布局对叙事文而言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是最考验作者艺术水平的因素。故王源感叹,“甚矣, 序事之难也!一事中序有数事, 一人中序有数人 , 人则有主有宾,事亦有宾有主, 千头万绪”[16],非善于章法结构者无以措手。正因如此,“凡记事之文,须先定章法,然后落笔”[17]成为文论家的共识。在材料具足的前提下,章法结构成为叙事文写作的首要问题和最难问题。这是“文章莫难于叙事”的又一重要表现。
结构布置、展开后,时间秩序成为叙事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时间的流逝中,时间是单向的,而事件各要素却是多维的,错综复杂的。叙事时间与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无法一一同步对应,这种矛盾,造成了叙事文独特之难。李绂《秋山论文》曰:
文章惟敘事最难,非具史法者不能穷其奥窔也。有顺叙,有倒叙,有分叙,有类叙,有追叙,有暗叙,有借叙,有补叙,有特叙。顺叙最易拖阘,必言简而意尽乃佳。苏子瞻《方山子传》,则倒叙之法也。分叙者,本合也,而故析其理。类叙者,本分也,而巧相联属。追叙者,事已过而覆数于后。暗叙者,事未至而逆揭于前。《左传》“箕之役”叙狼瞫取戈斩囚事,追叙之法也。蹇叔哭送师曰“晋人御师必于殽”云云,暗叙之法也。叙中所阙,重缀于后,为补叙。不用正面,旁径出之,为借叙。《史记》“巨鹿之战”,叙事已毕,忽添出诸侯从壁上观一段,此补叙而兼借叙也。特叙者,意有所重,特表而出之,如昌黎作《子厚墓志》,独抽出“以柳易播”一段是也。而又有夹叙夹议者,如《史记》伯夷、屈原等传是也[18]。
叙事的过程实际上是以单向、线性的语言表现多维、立体的大千世界的过程,故必须以多种方式干扰、中断或倒置自然时间的持续性,造成时间形态的变异。所谓顺叙、倒叙、分叙、类叙、暗叙、追叙、补叙、借叙、特叙等,正是为了克服时间单向性的局限,多层面、多维度地表现千姿百态、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而采用的叙事方式和时间形态的变异方式。除《秋山论文》外,章学诚《文史通义》、刘熙载《艺概》、林纾《春觉斋论文》等对此都有深入探讨,并归纳出更多的种类。如《艺概·文概》曰:“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豫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19]其中有些前人已具,如顺序、倒叙、补叙等;有些是刘熙载的独特挖掘,如截叙、预叙、跨叙等。如此纷繁复杂的叙事方式,是抒情、议论文体难以比拟的。这是“文章莫难于叙事”的又一重要表现。
除以上数端外,清人又有从内容虚实角度来比较叙事、议论之难易的。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
叙事之文,所以难于序论辞命者,序论辞命,先有题目,后有文辞,题约而文以详之,所谓意翻空而易奇也。叙事之文,题目即在文辞之内,题散而文以整之,所谓事征实而难巧也。翻空之文,但观古人所作,可以窥其意匠经营,为其文成而题故在也。征实之文,徒观古人所作,一似其本事自如是,夫人为文,必当如是叙述,无由窥作者之意匠经营,为其题在文辞之内,文成而题已隐也。自非离析其事,无由得其所以为文[20]。
所谓“先有题目”,指议论文等在写作之前已有明确题旨,即通常所谓立意,此意旨往往有较强主观性,故可在行文中自在敷衍,翻空出奇。而翻空之法,古人多有范例,易于揣摩。所谓“题目在文辞之内”,指叙事之文,不必先立题旨,或者说,叙事本身就是目的,故只需客观、真实地记载人物事迹,不可随意发挥,也难以模拟古人,因为古今人物,行事各各不同,一旦模拟,就模糊了自家面目。总之,议论文以立意为宗,意近乎虚;叙事文以纪事为本,事尚征实,所谓“事不可虚,意可以纵也”[21]。而“虚易工而实不易工”[22],即俗称“画鬼容易画人难”,乃普遍艺术规律。齐藤正谦《拙堂文话》曰:“凡作文议论易而叙事难。譬之叙事,如造明堂辟雍,门阶户席皆有程式,虽一楹一牖不可妄易;议论如空中楼阁,不厌出新意,故难易迥异。”[23]齐藤氏为日本著名汉文学家,生活年代大致相当于清嘉庆至道光朝,为文追慕八大家,持论则近明清古文家。其论叙事、议论难易,亦从虚实入手,大旨同于章学诚,而表述更为显豁、明快。
就叙事、议论两大文类看,即使撇开虚实因素,也多以前者难于后者。如顾云认为,“文虽百变,亦曰序曰议而已”,“大都从子入者,长于议;从史入者,长于序,而序为尤难”。原因在于,“议主乎识,苟读书明义理,人人可为;序非老于文事者莫办”,“一人一事,惟妙惟肖,又动合文章体制,率尔操觚者能乎?”[24]可见,议论文只要有一定识见、学养,即可操觚;叙事文除识见、学养外,还有文章体制、表达效果上的更高要求,如“一人一事,惟妙惟肖”等,即章学诚所谓“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25]。能否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生动、逼真地表现人物独具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确实是衡量作家叙事水平高下的试金石,也是“传志之文难于论说”[26]的重要表现。又,焦循《里堂家训》卷下:
文之有传、赞、墓表、碑志也,必形容一人之面目而彰显之。为经学之人立传,必道其得经之力者何在;为文艺之人作铭,必述其成家之派何在。其人功在治平,必有以暴其立政之心;其人学专理道,必有以核其传业之确。故非博通经史四部,遍览九流百家,未易言文。吾平生无物不习,非务杂也,实为属文起见[27]。
叙事文要传人物之精微,须对传主所持术业有准确、精深的理解。而传主身份、术业千差万别,因此,作者须具备广博渊深的知识,兼通经史和九流百家,方能操笔裕如。腹笥贫俭者难免捉襟见肘,或隔靴搔痒,无法造人物之精微。可见,即使仅就学养言,对叙事文作者的要求显然高于议论文,难度自然也大于议论文。要之,清人既分文章为叙事、议论二类,又多以叙事难于议论,则“文章莫难于叙事”自是理所当然。
此外,清人论叙事之难,又有从叙事对象,即传主生平事迹的特色着眼的。张谦宜《絸斋论文》曰:
叙事之文,当于平处着精神。如战斗、节烈、豪侠、廉介,以及鬼神怪异等事,皆易于出色。惟孝友忠信、学道潜修诸人,平淡无色,出奇甚难,要在得其意思,开其眉目,庄重坦易中,有曲护飞腾之势[28]。
人物卓异不凡,事件具有非常性、震撼性,自易落笔生辉,引入入胜。然而,如此人物、如此事件,现实生活中毕竟罕觏,绝大多数为平常人、琐细事。要在平常、琐细中道出精彩,委实不易,正如林纾所称:“余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着笔”[29]。如许多以普通文人为传主的作品,“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牓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30],甚至铺陈“酒食燕会之簿录,风云月露之诗题”[31]以足篇幅。这种流水账似的叙事,自然毫无艺术价值可言。有些作者,为了取得良好叙事效果,刻意模仿《史记》奇崛跌宕之笔,“故事本常也,而参合于奇节;情本平也,而附离于感愤”[32],结果只是东施效颦,装腔作势。因此,要真正写好叙事文,必须“于平处着精神”,要精心揣摩、捕捉并表现最富特征的言行或细节,以“得其意思,开其眉目”,刻画出独具风貌的人物形象,正如焦循所论:“作传志欲得其人之精神,全在琐碎上形容入妙。此非读书博物之久,未易有之。”[33]在这方面,归有光的叙事文可谓典范。林纾《春觉斋论文》曰:“欧公之《泷冈阡表》、归震川之《项脊轩记》,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乃至百读不厌,斯亦奇矣。虽然,叙细碎之事,能使镕成整片,则又大难。”[34]叙家常琐细之事而能“镕成整片”,让人百读不厌,确实难乎其难,需要长期深入生活,潜心观察、体验生活,并以卓越的艺术才华,将这种观察、体验所得充分表现出来。归有光古文大家的地位,正赖此而确立。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一九“志状不可妄作”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中册,第1107页。
[2]汪琬《钝翁前后类稿》卷四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94册,第353页。
[3]《历代文话》,第4册,第4000页。
[4]《日知录集释》卷一九“志状不可妄作”条,中册,第1107-1108页。
[5]章学诚《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61页。
[6]章学诚《黠陋》,《文史通义校注》,第429页。
[7]章学诚《传记》,《文史通义校注》,第249页。
[8]潘柽章《松陵文献序》,《松陵文献》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史部第7册,第2页。
[9]王元启《祇平居士集》卷二七《赵之鹤传》文后识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5册,第203页。
[10]魏源《圣武记》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02册,第435页。
[11]《松陵文献》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册,第2页。
[12]《祇平居士集》卷一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5册,第126页。
[13]李威《从游记》,朱筠《笥河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40册,第116页。
[14]王国维《文学小言》,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15]《柈湖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0册,第329页。
[16]王源《左传评》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39册,第347页。
[17]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圣武记叙川楚教匪谋篇尚未尽善”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671页。
[18]李绂《秋山论文》,《历代文话》,第4册,第4004页。
[19]刘熙载《艺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2页。
[20]《章学诚遗书》,第685页。
[21]焦循《雕菰集》卷一四《与王钦莱论文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2册,第160页。
[22]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十《与吴半峰》,《丛书集成续编》,第135册,第481页。
[23]齐藤正谦《拙堂文话》,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24]顾云《盋山谈艺录》,《历代文话》,第6册,第5861页。
[25]章学诚《古文十弊》,《文史通义校注》,第508页。
[26]顾云《盋山谈艺录》,《历代文话》,第6册,第5861页。
[27]《里堂家训》卷下“不学则文无本”条,《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30页。
[28]张谦宜《絸斋论文》卷三,《历代文话》,第4册,第3902页。
[29]林纾《孝女耐儿传序》,许桂亭选注《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30]章学诚《书教中》,《文史通义校注》,第40-41页。
[31]章学诚《墓铭辨例》,《章学诚遗书》,第76页。
[32]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一《曹氏家录续略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册,第351页。
[33]《里堂家训》卷下“作传志欲得其人之精神”条,《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31页。
[34]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
综上所述,兴盛于清代的“文章莫难于叙事”说,既反映了唐宋以后叙事文在文体谱系中由附庸蔚为大国的发展趋势,也是文论家为进一步提高叙事文的地位而采取的尊体策略。在此过程中,古文思潮的盛行及古文论家对叙事文体的特别关注乃至将古文、叙事一体视之等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说在考量叙事之难时,对叙事文的起源、体性、功用、题材特征、表现手法、审美标准和作者学养等都有深入探讨,丰富、发展了古代文章学中的叙事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说打破了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抒情传统占据主流和绝对优势的固有格局,使叙事文的地位空前提高,使古代文学的叙事传统[1]由潜而显,由微而著,因此具有重要的文章学和批评史意义。
当然,由于过于强调史学渊源和实录精神,此说对于叙事文的文学性尤其是虚构艺术认识不足,甚至将传奇小说排除在叙事文之外。李绂立“古文辞禁”八条,其一即“禁用传奇小说”[2]。吴德琁也强调“古文之体,忌小说”[3]。焦循幼好古文,曾以叙事之作就正于汪中,汪令焚之,曰:“序事文须无一语似小说家言,当时时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之鹄。”[4]小说以叙事为主要表达方式,古文中最易染小说习气的自非叙事文莫属,且清人多有将古文等同于叙事文者。故所谓古文禁传奇小说体,实即将叙事文与小说划清疆界,坚持叙事文的史学本位和实录精神,反对掺入虚构设幻、翻空出奇等创作手法。违反了这一原则,即使是古文名家,也会遭致讥评。如汪琬指责柳宗元《河间传》、《李赤传》“有近于小说者”[5];魏禧“文甚雄奇”,“或病其叙事学《史记》处,间似有小说气”[6],主要也指《大铁锤传》这一类出于虚构、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品。纪昀甚至以史传标准来衡裁小说叙事,认为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而《聊斋志异》等作品“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7]。强调小说叙事也应有凭有据,审核不虚,不可随意妆点,恍惚无征。这种观点,与李卓吾、冯梦龙、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等小说、戏曲评点家的叙事理论相较,显得非常保守、落后,阻碍了叙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文学思想史看,小说作为叙事文的重要体类,长期依违于子、史之间,从未进过传统文章谱系,也从未在传统目录学的集部著录中获得过独立的文体地位。这正是传统文章学叙事理论和文体观念难以突破的局限。
[1]关于古代文学的叙事传统,可参看董乃斌主编《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
[2]李绂《秋山论文》,《历代文话》,第4册,第4009页。
[3]吴德旋著,吕璜述《初月楼古文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
[4]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一,《历代文话》,第10册,第7081页。
[5]《钝翁前后类稿》卷四八《跋王于一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季桃第94册,第353页。
[6]秦瀛《己未词科录》卷一一“魏冰叔”条,嘉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286页。
[7]纪昀著,汪贤度校点《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
原刊编辑:马 昕 微信编辑:赵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