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斋工程案”小考 校史-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
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
山西大学堂初创时期,曾经发生过一起“新斋工程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起基本建设工程“舞弊”案。现根据相关史料对此进行一番小小的考证,意在使后人铭记创校之曲折艰难。
1902年5月8日,在经过了一个中西双方长期协商讨论的磨合过程后,山西大学堂正式开学。不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是戏单已出戏台无觅,校舍问题并没有着落。唯一的办法就是暂借校舍应付局面,待新校舍建成之后,再行迁入。其实,这样一个办学的基本问题,山西最高长官——巡抚岑春煊早已擘画在胸。
山西大学堂学生宿舍区
新校舍建设的提出
1902年春,岑春煊向朝廷上奏《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六条,内中提及:“惟学堂工竣需时,刻下所调各属生徒陆续到省,未便令其久候,拟先借贡院略加修葺,即于四月初一开办。俟学堂落成,再令迁入。”这里暂借的“贡院”就是文瀛湖南边的“乡试贡院”,此为中学专斋的临时校舍,而西学专斋则以皇华馆学台衙门西院为临时校舍,这就是西斋瑞典籍化学教员新常富津津乐道的“皇家花园”。
山西大学堂实验室一
实验室二
实验室三
实验室四
新校舍建设的推动者仍是巡抚岑春煊。1902年秋季,根据《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二十三条之第八条规定,大学堂“会请巡抚勘明地段”,在岑春煊的主持下以洋元四万之数购得侯家巷民地200余亩,以为新建校址。其建设经费从西斋经费项下支取,由西斋总教习敦崇礼全面负责其规划和设计。校址、经费、负责人等大事俱备,新校舍的兴建可谓“只欠东风”。
兴建中遇到的问题
问题出在具体的兴建过程中。据1903年7月20日西斋总教习敦崇礼一份致时任巡抚张曾敭的函件来看,新校舍开工之后遇到了四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一是“筹建之时,意见之不合也”。本来,按照设计,正讲堂的大梁需要用三丈以上的大料。“监工委员”认为如此大料在山西恐怕难以购办,但有“晋工坚称”,山西不乏这样的梁材,可以随时购得;又有“晋工”以为,可以不用木材而全用砖瓦,且可以造桥之法造之;甚至有“京中常包巨工之人”称言,纵使山西无此大料巨木,也可以从天津和日本购运,如果顾虑路远费繁,也可以用短料进行建造谋杀的艺术。可以看出,这里的“意见之不合”,实质上就是监工委员以山西难以购办大料欲“迁就以图省事”,而“各工”均跃跃欲试,各显神通,坚称办法有的是郑裕蒿。敦崇礼则不想“苟安目前”,此其为难者之一。
二是“开工之先,料物不早备也”。早在敦崇礼先生向督办及监工委员呈交校舍设计图时,就一再强调砖瓦木料等应当早日备齐,以免工程延期。不料距离完工期仅有40多天之时,“而料尚未齐,遑言建造”。敦崇礼着急的是,大门、客厅、总教及西教住宅、正讲堂、课堂等主要建筑至此仍无着落,转眼间天寒地冻,即使添加人力,也会束手无措。且暂时借住的皇华馆在阴雨天“异常渗漏”,终难长久借住,“进退趑趄,殊无把握”,此其为难者之二。
三是“工料粗劣,丈尺之不符也”。新校舍开工之后,敦崇礼早已将有关图纸呈交,且随时与督办及有关人员筹商,要求各工头严格按照工程单所示料物尺寸及造法进行。出乎意料的是,工程尚未过半,已有房屋倾颓,检验梁柱,均为两截旧料兰显丽,“朽而且细”,造法、尺寸均与工程单不符,实际上就是偷工减料。虽然已经查出,商议更换,但“限期已迫,悔若噬脐”,此其为难者之三。
四是“催之稍亟运管人家,辄思推诿以卸过”。偷工减料的工程问题已经查出,监工委员竟然埋怨西斋“操之过急”,以为问题出在西斋,以后有关工程问题“更难望其留心查察”。敦崇礼感到之后的工程“不可测矣”,此其为难者之四。
新斋工程案
按敦崇礼致张曾敭巡抚此函中,除力陈以上四个问题即“四难”外,并附绢图一副、纸图十四号及清单一纸。其中“新建西学专斋各房屋专图分号缮单”,计有公堂、藏书楼、工程科、体操、文案、客堂、华教习、律科文科、医科格致科、化学科、总教习住宅、西教习主住房、西教习住房前进、西教习住房后进等14份专图。此函即呈张曾敭巡抚,敦崇礼希望审阅后将西斋所绘14号专图底本“暂赐掷还,以便照绘续呈”,以“无任梀盼之至”的心情期待下文(事见李然整理《〈张曾敭档案〉所存山西大学堂史料》范悦,载《近代史资料》总11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6页)。
案件的查处并没有过多地拖延时间,张曾敭巡扰对此案高度重视,以绝不姑息的态度对工程主要揽包人进行了处理。据《山西巡抚张奏请将贻误学堂工程委员先行革职归案究办片》称,张曾敭出任山西巡抚伊始,即听闻学堂委员、河南试用知县郑祖光承办山西各项工程多有不实,其中以揽包大学堂工程舞弊尤甚。又根据西学总教习敦崇礼来函详陈种种事实,遂派冀宁道连甲“督同”郑祖光按照设计图纸和揽包合同,将中斋、西斋已修各工程及未用材料分别“勘估点验”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十分吃惊:中斋已修工程中旧料甚多,所用梁柱大多单薄过细,邓楚涵甚至两截,已经建成的部分也开始歪斜,或已破裂多出; 西学专斋所修房间,与原图纸也有添改,木料稀薄,做工恶劣,梁柱两截且多破裂与中斋工程略同。甚至一房只有一梁一柱,而上截用松木,下截用杨木者。已修工程“现已损坏渗漏之处,劣迹不堪枚举”。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张曾敭还带领有关部门官员亲自到现场查验,认为“此项工程敷衍草率,有目共睹”,郑祖光对此责无旁贷,“种种贻误,显有侵蚀偷减情弊,贪玩至此,何可姑容”。遂“请旨将承办山西学堂委员河南试用知县郑祖光先行革职,发交看管归案讯办”。另一方面我的未来式,张巡抚要求对已修工程进一步修缮,对未完成的工程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如再不只悔懼,任意抗玩,即由臣奏请从重治罪,以儆贪婪所有”。
张曾敭巡抚此片上奏后,很快得到光绪皇帝回复,“奉朱批:郑祖光著革职看管归案讯办,余依议该部知道,钦此”。山西大学堂初期这起“新斋工程案”算是尘埃落定(见《申报》1903年11月7日,《山西巡抚张曾敬奏请将贻误学堂工程委员先行革职归案究办片》)。
山西大学堂讲演室
筚路蓝缕,好事多磨。山西大学堂初创时期不仅在主权、经费、传教等重大问题上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想不到还在兴建校舍的工程中出现了这样一桩“新斋工程案”傻儿师长。考实这一案件,我们不仅痛恨郑祖光这种偷工减料、玩忽贪婪的工程揽包人(他也是一位试用知县),而且为张曾敭巡抚对贪官的果敢处置感到欣慰,更为西斋总教习敦崇礼先生的尽职尽责、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就是这位为山西大学堂“竭力经营北京八维学院,克尽厥职”的敦崇礼先生,1906年在西斋总教习的任上,“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5岁。笔端至此,不禁唏嘘。
图文来源:《山大往事》/行龙著.商务印书馆.2017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网络编辑: 李迎芳 孙晓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