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边疆时空】范立君-边疆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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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君
吉林大安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东北满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省级重大需求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东北史、满族历史文化研究。
摘要: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盛世官场,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关键词:西安事变 抗日舆论 联合抗日 统一救国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各方抗日主张的矛盾与冲突,最终演变成为“兵谏”,使中国再次陷入大规模内战的边缘。在各方势力的斡旋与妥协之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在这一复杂曲折的过程中,固然有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巨大成功以及国民政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如宋子文与端纳等人的积极沟通),这些高层的互动对于挽救危局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们在关注高层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更应当注意到舆论媒体发挥的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引爆了舆论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西安事变的走向,正是在广大舆论的高度关注下,全国人民形成了巨大的声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是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不同媒体所代表的政治观点存在巨大分歧,引发广泛争论,围绕着究竟是先统一后抗日,还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产生了极大分歧,最终在局势变化的推动之下,各方的观点渐趋统一,蒋介石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日渐式微,联合抗日主张逐渐成为主流。本文拟对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变化进行梳理与总结,探寻各方势力政治主张的转变,揭示中国抗日舆论存在的分歧及其整合的必然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舆论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国内政局动荡不安。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与地方实力派不断发生冲突,在经历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后,最终演变为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随后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数十万军队交火。同时,1931年夏季,江淮地区又发生了严重水灾,汉口决堤,“灾民几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大量灾民流离失所,致使鄂皖苏地区发生骚乱洛书胭脂碎,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动荡。国际上,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中日两国关系渐趋紧张,日本先后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破坏中国革命。30年代初,趁中国国内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机,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渗透,将侵略触角伸向东北地区,不断制造摩擦,为侵略制造借口,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挑衅未果后,最终策划了柳条湖事变,进而全面侵占东北。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舆论媒体主要关注点不尽相同,全国性的报纸主要有《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申报》创刊于上海,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报刊之一,是当时中国与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申报》对国际时局的动向非常敏感,但是上海地区的列强势力犬牙交错,政治态势十分复杂,因此《申报》有意避开国内敏感的政治事件,着力报道国际关系,这成为《申报》的一大特色。除关注国际关系外,对国际经济的报道也成为《申报》的一个重要内容,占较大比重。这些内容对小知识分子和市民商人有较强的吸引力,他们成为《申报》最重要的受众群体。因此,“九一八”事变前《申报》所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对国内经济、时事政治等则回避或淡化,呈现出“重国际、轻国内”的倾向。然而,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越来越吸引舆论媒体的关注,特别是在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后,《申报》已不能视而不见,开始关注中日关系,有关中日关系的社论在这一时期一度占据重要位置,是为对时局的一种回应。
相比《申报》“重国际、轻国内”的特点而言, 《大公报》则十分重视中国国内时事的报道,内容涉及民生、经济、中外关系等,对这些内容的报道明显高于其他内容,与《申报》形成较大的反差。《大公报》重点报道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内容,对国内时事也高度关注,反对内战,倡导和平,探讨对水灾的救济,主张发展经济吴铮真,改善民生。在中外关系方面,主张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与《申报》回避、淡化敏感事件不同, 《大公报》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第1期,张季鸾就发表了《本社同人之旨趣》,详细阐释了“四不”方针:“不党”,即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调”;“不卖”,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私”,即“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对自身自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因此,《大公报》的观点相对独立,关注国内时局的走向,就连极为敏感的国共关系也有所涉及。同时,因《大公报》立足天津,远离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受到政治干预相对《申报》较少。
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中央日报》与前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央日报》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喉舌,自然以报道国民党的施政方针与政策为主要内容,有着极强的政治性。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中央日报》自然遵循着这种导向,国共关系与“剿共”的内容占有极大比重,从舆论上引导广大民众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推行反共的军事方针交相呼应。因此,《中央日报》政治色彩浓厚,观点保守。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东北的沦陷,使得中国舆论迅速转向。中日关系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关于抗日的主张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内容。舆论媒体高度关注事态进展,《申报》和《大公报》等主要报纸较早地报道了事件的进程。9月20日,《申报》以87条专电大篇幅报道“九一八”事变,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指出:“今日之变,日人乘我大灾,无暇外顾,幸灾乐祸,实施武力侵略,是为背弃公理。不宣而战,无故而侵犯邻国疆土,是为蓄意扰乱和平。乘人之危为不义,扰乱和平为黩武,为违犯国际公法”。《大公报》也做出相应报道:“日军于昨晨突占领沈阳,同时占领长春、营口、安东,沈阳损失重大,长春死伤众多……望国民镇定以救国难!”
众多报道中最为不同的当属《盛京时报》,该报为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创办于沈阳,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积极宣传,是日本在中国舆论扩张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盛京时报》借助地域优势,率先进行报道,极力歪曲事实真相,误导民众,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竟然捏造出9月18日“在北大营西方,突有中国正规兵依将校指挥之下,爆炸南满铁路,一齐开枪攻击,该守备军对之立即开枪应战,使华军遁走于北方”的消息,将挑起冲突的责任归咎于中方。随后的报道认为“日本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中日两军之发动,非国际法上所谓之交战状态”,将日本描绘成为事件的受害者,是正义的一方,为日本的侵略进行开脱。在日本吞并东北后,更是迎来了《盛京时报》的快速扩张,一时间成为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盛京时报》积极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在舆论上为日本宣传造势,同时对国民党的施政方针加以批评,对1931年发生的大水灾就用很大篇幅报道国民政府的救灾状况,将关注重点放在了民生方面,其背后的目的在于转移民众注意力,刻意淡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同时,散播攻击中国政府的言论:“中国不幸,官吏风气太恶,一切根源,由此而生”,将国难形成的原因归结于国民党的腐败,诱导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极具迷惑性。
面对日本的侵略态势,中国舆论率先做出反应,《申报》和《大公报》等主要报刊开始关注中日关系方面的报道。1932年,史量才对《申报》进行了改革。陈彬龢主持《申报》后,撰写了大量社论,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中日关系。《申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重国际、轻国内”的报道格局,关注国内动态的内容相对增加。《大公报》受“九一八”事变影响较大,主笔张季鸾亦十分关注时局走向,因此,这一时期探讨中日关系的文章比重明显上升,成为报道的主要内容,而此前所关注的不含中国内容的国际关系方面,报道比重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对于国内舆论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同样冲击着国民政府的高层,因为不少国民党高层人物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应钦、张群、黄郛等人都曾在日本留学,他们的思想受日本影响很深。这些人既羡慕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又感受到日本觊觎中国之野心,因而对日本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侵占东北,使得这些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内心极为矛盾,如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就曾拒绝与任何日本人会面、通信。即使是曾经帮助中国革命、同情中国的友人,给他们的回信也是通过驻日公使馆传递,不肯直接接触,以示抗议。
日本侵占东北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前线指挥“剿共”,“九一八”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面对日本的突然进逼,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二是继续坚持“剿共”,蒋介石最终选择了后者。在蒋介石看来,日本进犯东北,远离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东北沦陷对其暂时不能构成大的威胁。而共产党方面则大不一样,共产党根据地正处于蒋介石统治中心的腹地——江西,它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威胁,远比日本侵占东北严重,因此,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加之,地方实力派也未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在“剿共”之余还要面对地方各派力量的挑战。而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则寄希望于外交途径加以解决,试图依靠国联的力量牵制日本。由此,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然而,现实却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相左,“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各界纷纷要求各方团结合作,一致对外。《大公报》呼吁各方立即罢兵, “政治上必须立时表现,举国一致,政府与两粤,必须罢兵”。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 “攘外必先安内”与“团结合作,一致对外”两种主张长时期争论,贯穿于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西安事变前各方对日政策的分歧及舆论的交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在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开始出现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团结合作,一致对外”两种主张。事变发生之初,这两种观点的分异还不明显,但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深入,两种观点的分歧日趋明显,并随之引发了一系列冲突,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华北事变中,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不满。陈济棠、李宗仁等在这种声势的影响下,也主张北上抗日,并趁机摆脱蒋介石对两广地区的打压和分化。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了“两广事变”。为争取国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两广地区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通电全国,呼吁各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抗日”。随后,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发表声明:“我政府隐忍委曲,今亡祸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钧会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面对陈、李的公开挑战,蒋介石并没有进行武力镇压,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对手。一方面加强舆论宣传,孤立两广地区;另一方面,筹划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公开批评广东当局的行动,破坏纪律,危害革命。然而,两广方面也不甘心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因而主张运用民众抗日的声势打破孤立状态,争取舆论的支持,扩大宣传,主张开放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主张取消中日所订非法屈辱协定;在两广各地发动群众示威,宣传抗日救国,并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以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自此,围绕两广事变,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因对待日本侵略问题出现不同观点,进而掀起了一场舆论交锋。
在两广事变的舆论交锋中,矛盾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央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作为机关报,这两种报刊分别代表了南京政府与广州地方政府的观点,直接表达两派的政治主张,因此两者冲突也最为激烈。《中央日报》密切关注两广事变的进程,以大量篇幅报道事变内容,批评两广地区的行为误国,主张“团结统一”,劝告两广地区服从中央,指出:“广西旅京同乡电劝李白,御侮救国必须全国一致,仅有血气之勇于事无济”。并且规劝两广:“举国上下呼吁团结,粤籍中委致电陈李白深加箴劝,望临崖勒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同时,宣传国民政府的方针:“中央和平统一政策贯彻到底,各省亦宜维护中央巩固国基,仍信两广将士必当率循常轨”。而在两广事变发生期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是蒋介石运用政治手段分化两广对手的重要步骤。《中央日报》也加大宣传攻势,在时评《解决时局之要义》中称国民党召开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两广中委对于国事之意见,两广中委若犹期获得全国之同情……凡两广负有责任之中委,尤当踊跃来京,参加此次重要会议”。面对《中央日报》的舆论攻势,《广州民国日报》也积极回应,报道了两广民众对于抗日的热情。而对于所谓的西南出兵的传言,该报也进行辟谣,“抗日以对外为目标,并无与中央军冲突”,以此向外界传达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此外,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两广的指责,《广州民国日报》也进行回应,认为南京方面在“今天国家命运危如累卵的时候,应当提出积极的、公正的、可行的办法来”。
南京政府与两广地区的对峙也吸引了其他舆论的广泛关注,《申报》和《大公报》等主要报刊进行了重点报道。《大公报》在两广事变中,对事态发展密切关注,其观点更多地倾向于国民政府,宣传统一思想,呼吁“和平统一政策贯彻到底,望各界循正轨拥护中央”。与此同时,《申报》也宣传统一思想,其口径与《大公报》高度一致,提出“蒋委员长对两广处理方针,中央贯彻和平统一政策,希望各省循轨拥护中央,两广如服从决不咎既往”。同时,对南京政府出兵的传言进行辟谣,指出:“团结御侮剿匪等一贯政策决不改变,全国上下应共同一致勿为传闻所惑”。此外,《国闻周报》也用大量篇幅宣传南京政府的政策,高度关注两广地区的局势发展,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寻求救亡办法,规劝陈济棠以“国家民族为重德国卡车模拟,个人意见为轻,果能力排万难,释兵入京,则萋菲潜消,身名俱泰”。同时也警告陈“倘犹固执成见,必致酿成内战……吾辈多年之革命团体,一朝俱尽。即伯公(陈济棠)亦身败名裂……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吾辈更将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乎”。可见,当时全国性的主流报刊大都支持南京政府的主张,不赞成两广地区与中央对峙的做法,进而危害国家统一,影响团结抗日的大局。
然而,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得到许多支持,毕竟抵抗日本侵略是全国民众共同期盼的事情,因此也有部分媒体支持两广地区,代表性的报刊主要有:《救亡情报》、《时代论坛》、《国难新闻》、《大众导报》等。这些媒体纷纷呼吁,全国各派立即联合,共同抗日。其中《时代论坛》曾刊文:“不管西南这次出兵的动机如何,但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抗战是中国今日每个中国人应有的义务……应该劝他、督助他、拥护他。”上海救国会也提出,两广地区应当在他们直接统治的区域里首先兑现其向中央提出的使人民有抗日言论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的要求。共产党方面对两广事变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两广的发动,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我们赞助与拥护这一发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时,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二届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呼吁立即“停止相互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由此可见,共产党支持两广事变的态度,基本是从统战的角度出发,力求与两广方面形成统一战线,实现反蒋抗日。须指出的是,当时支持两广事变的舆论力量相对有限,在全国范围内支持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舆论具有优势,《申报》和《大公报》这样的全国性报纸基本上都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在舆论的交锋中,两广地区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陈济棠下台后,两广地区与中央对抗的势头小了许多,态度有所软化,而代表两广的《广州民国日报》也逐步转向支持南京政府的主张。随着两广事变的解决,这种舆论的交锋也随之结束。
两广事变解决后,国民政府在舆论中占有强大优势,蒋介石就把下一个目标投向了共产党所在的西北地区,意图消灭共产党,一举统一全国。两广事变中,共产党方面的统战工作迅速推进,与张学良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华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等也积极与西北方面沟通,一时间出现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蒋介石一直视共产党为最大敌人,两广问题解决后,蒋又开始了“剿共”帆蜥鱼,不断对西北地区施加压力。但是全国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蒋介石的“剿共”政策遭到很多质疑。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上海救国会。他们曾多次举行集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共产党也表示同情,但这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的名义,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拘捕,史称“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震惊全国章慕良,各方纷纷谴责,声援“七君子”。地方实力派也反对逮捕“七君子”。冯玉祥就曾致电劝说蒋介石:“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共产党方面也强烈谴责国民政府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实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国人民绝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围绕“七君子”事件,全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对声势,共同反对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
两广事变与“七君子”事件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背景。张学良就曾上书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没有应允叶世荣打鼓,这使张学良大为不满。而最令张学良不快的,是蒋介石推行的“剿共”政策,这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最重要因素。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蒋介石仍然推行反共政策,派大批军队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张学良的东北军也曾与红军有过交锋,但都以失败告终。张学良本不愿“剿共”,他只想与日本交战,收复东北,进攻红军失败后,这种倾向日趋强烈。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下,张学良加强了与共产党方面的沟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此时,日本又开始进攻绥远,张学良请求抗战,蒋介石却让他继续留在西安,负责“剿共”。绥远抗战的进行,特别是百灵庙大捷,使东北军官兵深受鼓舞,要求奔赴绥远抗日的愿望愈发强烈,已无心与红军交战,王以哲甚至把胡宗南行军的情报透露给红军。在众多合力的作用下,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政策已忍无可忍,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中国舆论和政治的变化及“联合抗日”论的最终实现
面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张学良苦苦劝谏,仍不能说服蒋介石。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亲自督促张学良“剿共”,这给了张学良极大的压力。此时的张学良早已无心“剿共”,与红军的数次交手,未尝占半点上风,反而损兵折将,加之国内抗日舆论已形成巨大声势,这对张学良的内心造成了很大冲击,而相继发生的绥远抗战及“七君子”事件,更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产生了严重的怀疑。1936年11月,张学良与共产党方面达成默契,在蒋介石围攻红军的行动中尽量不与红军发生冲突。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突然亲赴西安,再次督促张学良“剿共”,这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担心自己“通共”之事被蒋介石发现,内心十分不安。另一方面,张学良借与蒋介石面见之机,屡次劝谏,使其放弃“剿共”政策,双方多次发生争吵。12月10日,张学良再度向蒋介石哭谏,他对蒋说:“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蒋介石则对张学良严厉痛斥。在屡次劝谏未果后,张学良对蒋介石不再抱有幻想,决心发动兵变。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张、杨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等八项政治主张。
西安事变的发生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国内各界,更是引爆了舆论媒体,各方关注程度空前,各大报刊纷纷在重要版面进行报道,围绕着蒋介石的去留问题引发了激烈争论。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并将其更名为《解放日报》。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与外界的联系中断,《解放日报》成为联系外界媒体的重要渠道。该报报道了张、杨的抗日八项主张,在使外界了解西安事变真相以及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的真实原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解放日报》是代表张、杨政治立场和观点的。陕西的《东望》杂志对于张、杨发动的兵谏给予了肯定,指出:“‘九一八’的国难之所以发生,及以后之所以丧失几省地盘,遭尽无穷屈辱。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失策,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现在‘一二·一二’的革命火花大大的爆发了,张杨两将军的救国主张已经成为全国大众所共赞成,我们希望这种主张贯彻到底,获得伟大的胜利!”对西安事变大加赞扬。
然而,西北地区之外其他媒体的观点则大不相同,其中《大公报》的影响最大。《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十分关注事态的进展,从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连续发表多篇社论,主张恢复蒋介石的人身自由。他在社论中大声疾呼: “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 ……你们如果这样悲毁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多几十倍……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当时的社会名流,也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其言辞比《大公报》更为激烈。如,胡适、冯友兰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对西安事变大加挞伐,态度最为强硬的当属国民党的机关报—— 《中央日报》,声称“西安的贼首张学良,他是绑匪,他是草寇,祖宗是马贼,子孙还是马贼”,言辞粗鲁,饱含对张学良的人身攻击。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媒体纷纷跟进,随时报道事态的进展。西北地区的报纸杂志支持张、杨的行动,而《中央日报》态度十分强硬,坚决主张声讨张、杨的“叛变”行为,《大公报》则坚持“四不方针”,力求态度中立,不偏不倚。但是,主笔张季鸾对蒋介石十分尊重,倾向释放蒋介石,对张、杨发动的兵谏持反对态度,只是言辞不像《中央日报》那么激烈。因此,不难看出,张学良、杨虎城在舆论上并不占优势,多数舆论还是倾向于支持蒋介石的。
与舆论导向相比,张、杨在政治上更不占优势。蒋介石虽然被扣押在西安,但是他在全国仍有很高的威望,是当时中国的领袖,这是张学良、杨虎城难以望其项背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以及军政领袖,甚至包括很多过去反蒋之人,都不赞成张、杨的行为。其中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人纷纷致电西安,或谴责张、杨的反叛行为,或劝说和平解决。尤以龙云的通电最多,前后多达数十份,明确反对张、杨扣押蒋介石。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主张虽然不同,但是都反对张、杨的行为。何应钦、戴季陶、居正等人认为张、杨的行为是“叛逆”,不能因蒋介石的个人安全而不顾纲纪,主张以武力讨伐张、杨,维护“党国纪纲”。12月16日,国民政府召开中央委员会,冯玉祥、何应钦、于右任、张群等政要均出席会议,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西安。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而此时,宋美龄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的政策,她主张“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明确反对中央军讨伐张、杨,威胁蒋介石人身安全。此后,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奔赴西安进行斡旋,从而建立起一个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方面沟通的渠道。一触即发的内战局势有所缓和,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日益有利。无论是舆论媒体,还是政治走向,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声势,促使各方不断进行调整,进而达成一致主张。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党方面的态度尤其重要。共产党政治态度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张、杨对蒋介石的处理方式。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1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通电张学良、杨虎城,宣布组成“抗日援绥联军”,推举张学良为总司令,统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同时极力争取阎锡山及全国各地爱国将领加入,并推举阎锡山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从共产党这些主张及往来电文中不难发现,尽管此前的共产国际曾批评过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的思想,然而却并没有完全使中国共产党放弃这种主张,从宣布组成“抗日援绥联军”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这与此前共产党主导的“西北大联合”主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共产国际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很大不同,在共产国际的电文干预之下,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公审蒋介石的主张,最终确立了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共产党曾是张学良成为西北抗战领袖主张最坚定的支持者,如今也在局势的变化下转而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合蒋介石抗日。因此,在强大的国内外舆论声势下,西北反蒋联合的客观基础已随共产党策略的转变而不复存在,张学良如果再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已不是明智之举,加之张学良本人从内心上不愿危及蒋介石的生命,所以此时不论是从舆论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各方的观点已趋于相同,都不希望蒋介石有生命危险,从而保持中国局势的稳定。
这些转变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身处事变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张、杨发动兵变之初,蒋介石态度极为强硬,他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声称如果张学良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西安。直到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人抵达西安后,蒋介石态度才有所变化。宋子文指出:“他(蒋介石)非但没有蒙受羞辱,反倒得到全世界的关怀和同情。”宋子文认为军事讨伐张学良、杨虎城非但解决不了事变,反而会威胁蒋介石人身安全,且一旦双方交战,势必使国家陷入内战分裂的局面,只会使日本坐收渔利,这样的结局也是蒋介石所不愿意看到的。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12月22日,宋美龄飞抵西安,她的出现使蒋介石在精神上获得极大安慰。在宋美龄的积极劝说下,蒋介石最终表示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主张。此后,宋子文又与周恩来进行谈判,由此,宋子文成为沟通蒋介石、南京政府、共产党与张、杨各方面的重要桥梁,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张学良态度的转变并不代表东北军将领的思想转变。宋子文与张学良商量对策,张召集了态度最为激烈的人员,做了长时间训话,以其在东北军内部的崇高威望,劝说部下放弃激进态度。另一方面,周恩来再次面见蒋介石,双方达成口头协议,蒋介石承诺“以后不剿共”。西安事变在经历紧张的两周后,最终和平解决。对于蒋介石的安全返回,各大舆论媒体纷纷刊文,称赞事变和平解决。《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各大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此事。西安事变期间,广大民众对蒋介石的命运也空前关注,事变和平解决后,“各地人民,闻蒋委员长脱险消息,均大放爆竹表示庆贺”。而最为重要的,在于“联合抗日”主张已深入民心,不论是各地方实力派,还是张学良、杨虎城所代表的西北以及共产党方面都赞成“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这种潮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杨奎松先生指出,西安事变“促成了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放弃和大规模内战的停止,进而直接推动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日与容共政策的形成”。在各方密切关注和大量报道下,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不断提高,“蒋公和国民党的声誉,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至此,全国各方力量似乎都已经统一到蒋介石的旗帜之下。
然而,蒋介石历来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联合抗日的呼声并不能改变他仇视共产党的态度,况且在西安事变中自己身陷囹圄,“不剿共”的承诺多少会有被胁迫的色彩,所以一旦蒋介石重返南京,仍然还会执行既定的“剿共”方略,这也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仍然十分紧张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无法容忍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联盟,在扣押张学良后,随即命令中央军向西安进逼,意图瓦解三方势力。与军事措施相对应的是蒋介石在舆论上造势,宣传鼓动所谓“统一救国论”。1937年1月太古剑修,《大公报》、《申报》等刊登了一则新闻,称“陕甘善后,尚待中央筹划处置,而共党及失意政客,妄欲乘机利用封建残余势力,希图形成割据局面,有违现阶段国家统一之需要,因而发起统一救国运动,起草统一救国宣言”。国民党炮制的“统一救国运动”开始兴起,意图形成舆论声势,打压“联合抗日”的主张。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负责组织该运动,笼络了包括叶青在内的一批反共文人,积极鼓吹“统一救国”,攻击共产党、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一时间,以上海为中心,运动迅速扩展至国民政府统治的江淮地区。而此前观点较为中立的《大公报》也开始对西北地区表现出强硬态度,声称“剿共政策绝不变更”。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报刊媒体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媒体都积极宣传“统一救国运动”,《读书青年》、《时代动向》、《新闻杂志》等刊文攻击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救国”论一时间甚嚣尘上。
面对国民党的舆论攻击,共产党方面积极回应。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的重要记者,其思想与共产党较为亲近,明确指出国民党方面无视共产党倡导和平统一,抵御外辱的主张。在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柳湜也撰文抨击国民党,认为救国行动难免会存在不同意见,“一个正确的策略往往总是经过无数争辩才能得到……回避应有的斗争,不能不是对联合战线有利而是对共同的神圣战争的一种不忠实”。共产党的刊物《解放》杂志也刊文回击指责。吴亮平发表《斥叶青张涤非任一黎学稼诸托洛斯基派》一文,驳斥叶青等人先统一后抗日的观点,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各阶级在亡国危机下联合抗敌,阶级矛盾是中国次要矛盾,应服从于民族矛盾,“中国的真正统一,是与民主运动的发展不可分离的”。高岩成二强调共产党绝不会取消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不会放弃对革命力量的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积极参加与政治领导之下,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除此之外,当时的民主人士也支持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罗隆基就曾发表多篇文章,极力反对武力统一救国的方针,主张以民主的方式统一。上述言论有力地回击了国民政府的“统一救国”论。此后,联合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
纵观国民政府主导的“统一救国”运动,仅仅施行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群众基础薄弱,影响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上海等大城市,其参与社会阶层的广度与深度是无法与抗日救亡运动相比的。彻底压垮“统一救国”运动最后一颗稻草的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民政府背负着极为沉重的舆论压力。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放弃“统一救国”论,联合全国力量共御外辱已是大势所趋。由此,国内舆论经过全面整合,一致对外,联合抗日成为民心所向,“统一救国”运动日薄西山,国民党方面借舆论之口打击共产党及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行动终告失败。
综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源在于中日矛盾已上升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在这个大背景下,全国抗日舆论的呼声日趋高涨,而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实质是将国内矛盾视作主要矛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二者不会产生重大冲突,但随着中日矛盾的加剧,全国抗日情绪的高涨,势必产生严重的冲突。客观而言忠勇小状元,蒋介石所推行的先国内、后国外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统一国内更有利于减少内耗,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介石的错误在于,他基本是运用武力等强硬手段统一国内,特别是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蒋介石在国内未能建立一个政治合作机制,以和平的方式容纳各方势力,共同抵抗日本。在武力的压制下,中国的政治格局十分复杂,各方势力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激化,相继发生了十九路军反蒋、两广事变等重大事件,其中西安事变使这种矛盾达到顶峰。同时,西安事变更是不同抗日主张互相冲突激化之结果。在各方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行调整。此后,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主张成为主流,舆论的意见日趋一致,而西安事变正是这种变化的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不仅是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抗日舆论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联合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洪流。
【注】文章刊登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05期
责编:李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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