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体”:“合法主义”反抗与话语空间 吕若涵-福建师大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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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藤山学志”之吕若涵教授专辑第二期,推送《“论语体”:“合法主义”反抗与话语空间》,感谢吕若涵教授授权,欢迎关注。
吕若涵,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现代散文研究。出版《“论语派”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现代散文的阐释空间》(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学术专著,《反讽与渴望: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多维话语空间》(岳麓书社2012年)获2013年福建省社科成果三等奖。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散文:作为一种文类的研究》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研究工作;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香港散文七十年》一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子项目《〈中国女性文学大系 散文卷(二)〉编选及研究》等工作。参与撰写《中华散文通史》、《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撕碎了的旧梦:中国现代怀旧散文导读》、《文采风流千年榜:闽籍作家作品掠影》等文学史教材和相关丛书。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学评论丛刊》《东南学术》《南师大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论语体”:“合法主义”反抗与话语空间
吕若涵
一、 关于“论语体”
“论语体”,一般指林语堂刊物上的幽默闲话小品文,我认为,这个概念还可以大些,可以指称林语堂主编的杂志体式: 在新文学的杂志界,从来没有哪个刊物制造了如此数量庞大的笑骂讥评、油滑诙谐的游戏文章,甚至幽默性漫画,这些形式杂多的嬉笑文字、谐谑漫画填满了《论语》的角角落落,使《论语》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中显得极为醒目。不过“论语体”纵有独特个性,它却难以进入文学“正史”,甚至不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它为高度严肃的新文学期刊带来的笑声几乎也就是它的主要罪名。当然,文章的格调本身就是杂志的格调,以《语丝》来说,由于语丝文体的“任意”,当年便有人批评《语丝》类似《晶报》,而周作人很在意地反驳,说语丝体的滑稽里有的是严肃和正经,决做不出什么“太阳晒屁股赋”一类的游戏文章。而《论语》的刊物格调和说话方式,比《语丝》走得更远,形式也不仅限于小品文。因此,《论语》总体上的游戏态度,在越来越整肃的年代左右不逢源,既不为高雅严肃的纯文学作家所青睐,更不为忧国忧民的左翼阵营所欣赏,同样不见好于官方当局。当年与论语派杂志关系密切、曾参与创办和编辑《宇宙风》的作家周劭后来回忆说,林语堂曾想当南京政府的立法委员未果,因为“他曾参与过蔡元培、宋庆龄等发起的‘民权保障大同盟’和编辑过《论语》,给国民党平添过不少麻烦。”[1]也许正是这样,林语堂对《论语》颇为偏爱:“论语个性最强,却不易描写,不易描写,即系个性强,喜怒哀乐,不尽与人同也。”[2]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理解的话,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文化和政治文化环境中,《论语》应该具有独立考察价值。《论语》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文化专制下,以合法主义的反抗方式和独特的写作策略拓展有限的话语空间,展现出对于政治的另一层批判意图,同时不失为对言论传媒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独特发挥;“论语体”幽默、诙谐及游戏文章,具有揭示真理内涵的作用,它使人们从一贯养成的对神圣事物、对专横的禁令、对权力的恐惧心理中解放出来,在消极的表象下有着否定与肯定的双重功能;“论语体”当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间谐谑文化的影响,它枝蔓芜杂、良莠不齐的另一面,是在喧嚣谑闹的狂欢中,展现社会政治的各种丑恶及世态民风的种种可笑。重评《论语》的笑谑,有着美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动机。
安德森提出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可作为我们论述的前提。他引小说尤其是报刊为例,说明印刷文明作为一种中介,读者因为报纸版面的共时框架和统一的阅读仪式达到彼此认同,安德森的理论建立在对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市民社会的考察上。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指“近代以来所生成的与国家正式体制日渐分离的非正式、体制外生活领域”,其特征是:“市民社会从封建制度的缝隙中滋生出来,占有了自足的经济生活领域并且发展了自律的价值生活准则——‘人’的现代主题,市民社会的世俗世界和民主生活于是构成对宗法社会的神圣世界及君主生活的真正否定。”[3]按照西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判断,18世纪上半叶开始,欧洲国家(主要是英法德)已生成自足自律、能够自我定义的社会实体。近代报刊的出现与市民社会的形成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报刊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工具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王佐良先生在《英国散文的流变》中概括说:“用语言或文字传播新闻当然是古已有之,但要等到十八世纪之初,才有定期出版、专人编辑、面向一般读者的刊物。这些刊物不仅传播时事和社会新闻,而且发表议论。这后者是一个新因素,由于有这个因素刊物就不止是宫廷公报或街头传单的重演,而变成现代的舆论工具,能够对社会施加强大影响。”[4]也就是说,在西方媒体理论中,报刊类传播媒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信息的共享、公众舆论的声音,可以打破官方声音一统天下的局面,报刊杂志应既是独立的又是一种中介,它以自由讨论与公开发表的众声喧哗状态,在政权与民众之间扮演一种调适与沟通的角色,营造一个批评的公共空间。对后世报业及报章小品文影响巨大的艾迪生主持的《旁观者报》,以悠闲的絮语笔法和温和的议论批评,成为西方报人效法学习的榜样,并引导出讽刺性的文艺创作。巴赫金评价说:“在现代的讽刺创作史上,十八世纪英国的讽刺杂志(《旁观者》与《闲谈者》)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创造与巩固了期刊短小讽刺的体裁,如对话、特写、讽拟等。”[5]这种风格甚至继续衍化至19、20世纪的西方一些期刊中。
中国研究民间社会的学者认为“在本土传统中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与近代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类似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间社会”[6],但承认上海开埠以来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位置,使这个城市初现市民社会的某些特点,如一般所认为的市民公共社会的形成需要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条件,即私有产权提供的经济生活形态、宪法保障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业出版业的出现等。大上海商业趣味浓厚、市民化程度较高、出版业方面更成为中国的新闻中心,各色人口的涌入与流动则构成庞大的市民读者群,其中包括大量市井文人。早期《申报》等大报开始登载文艺小品和鬼怪故事,以迎合文人雅士的喜好,后来的《申报》副刊,更是文人游戏文章的天下。此外还有大量为市民们所喜爱的小报出现,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中清晰地回忆20世纪20年代初到上海时,每天总是把张贴的《晶报》细细看一遍,“他们于才子佳人以外,夹点诙谐讽刺的情调,会心微笑,让我懂得一点理学气氛中所没有的风趣。”张爱玲更不忌讳自己对上海那种兼具文学性的消闲小报的喜爱:“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然而小报又常常道听途说,或走入低级趣味。新文学兴起后,种种小报不再进入文化精英们的眼帘,许多大报的副刊则在新文学的冲击下改头换面成为新文学创作的园地,但上海利用报纸传达官场外社会声音的传统却保持了下来,正在构建中的市民社会为报刊作为话语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存在的可能。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化专制加强,但在各类民间报刊上,却不仅有着鲁迅讽刺杂文,还有大量近代以来市民文人的独特的批评性“小言论”。
《论语》的说话模式是小言论、“五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传统及西式自由主义批评等多种批评传统交杂的结果,而核心却是林语堂借鉴来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杂志传统,他心仪英美18世纪以来报刊文化气息,多次谈到对《旁观者》、《闲谈者》、《笨拙》等格调的喜爱,前两种是英国十八世纪重要刊物,创造了报刊文学中独有的英国传统,逾数世纪其精魂仍在今天游荡;后一种是老牌的面向大众的幽默刊物,文风讲求精练而通俗。尽管林语堂的时代,英国18世纪的文人沙龙、公众咖啡馆、友人的家都不再是公众聚集议论的地方,他也难以像艾迪生那样从一个街区巡游到另一个街区,出没于各个咖啡馆,做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但他仍可通过刊物这种印刷媒体代替那些公共场所而成为“听”与“说”的园地,与大众达成交流。《宇宙风》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两个栏目中,“言”与“听”如此突出,编辑征集各地作者的真实见闻、时事类的报道,对作者之“言”,尤其强调“是对时事社会文化等的评论”,并要求“以短小精警而又言之中肯者为准则”[8];而《论语》最具特色之处便是它的编辑、定位均以欧美现代文学杂志为标准,在一张东方古雅的封面下,有一个现代西方期刊的骨骼和心脏。与《语丝》期间单提出“幽默”文体风格相比,林语堂增强了创办中国第一份幽默杂志的信心,带点英国老牌幽默杂志《笨拙》的味道,含容一些《纽约客》美式的幽默,在一本正经的政论中加入谑而不虐的分子,去除尖酸刻薄和挖苦的辛辣,力求在会心的轻松自然的笑中调侃人生与世态。然而,林语堂陈义甚高的“幽默”,在刊物中却并不统一:一方面是不采取与政府直接激烈对抗的姿态,以婉而多讽和谑而不虐为准则;另一方面又脱离“会心的微笑”境界而走向热闹的插科打诨,以游戏或滑稽谑笑文字参与“亵渎神灵”,甚至以油滑和夸饰的词藻造成颇为欢闹的滑稽大观。二者构成某种张力,在言论禁忌的年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批评的空间;却也形成一种分裂——林语堂等对于自家刊物的时时反省,表明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喜剧性模糊立场的不安与内疚。
二 、“合法主义”的反抗形式
林语堂深谙欧美式自由主义者的言论自由与报刊媒介的关系,甚至以此去理解当年《语丝》绅士式“费厄泼赖”的理性批评态度。林氏刊物与左翼刊物的平民立场不同,更多地带有市民文化的理性一面,是市民知识分子生存智慧和个人主义的结晶,因此,不采取与政府直接激烈对抗的姿态,而是吸引读者以游戏或滑稽谑笑文字参与“亵渎神灵”,将一切社会现象纳入自己的嘲笑与谐谑中,从而在言论禁忌的年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批评空间。
社会大一统局面分崩离析,一切的价值发生转变和崩溃中,人们对于严肃与崇高产生种种不信任与滑稽感,讽刺由此而生。曹聚仁曾评价说:“林语堂提倡幽默,《论语》中文字,还是讽刺性质为多。即林氏的半月《论语》,也是批评时事,词句非常尖刻,大不为官僚绅士所容,因此,各地禁止《论语》销售,也和禁售《语丝》相同。”[9]鲁迅肯定初期《论语》是有锋芒的,国难临头之际,即使是幽默大师也不免露出那抑止昏暴的讽刺面目。林语堂在其名文《梳、篦、剃、剥及其他》中不乏尖锐严正的讽刺态度,他引四川流行的童谣“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阀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而发出“匪不如兵,兵不如将,而将又不如官”的结论;老向在《吾人岂为毛人乎》中描述盐官对百姓的盘剥,陶亢德的专栏名为“哑巴的话”,但对种种“老父台们的刮脂膏吮骨髓”的行径又不能再装聋作哑。如果《论语》中全都充斥这样的大量讽刺文章的话,也许今天人们对它的评价会高得多,当然,最有可能的是,它像当时的很多激进刊物一样,不久就“寿终正寝”了。当编者为刊物的生存感到不安时,便不得不重申起“应该减少讽刺文字,增加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10]的要求来。即便如此,到了新年之际,刊物编辑“谁个能不摸摸头颅而暗地里为了头颅无恙强笑窃喜”(亢德《哑巴的话》)。被称作“最小心谨慎的刊物”的《人间世》,也被检查老爷的刀剪得“血肉淋淋”。[11]20世纪30年代中国言论机制比起军阀统治时期更为严酷,“言路的窄,正如活路一样”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在国民党钳口政策下,既不屑于做帮闲文人,又有一肚子不合时宜,心怀郁闷的文人必然要寻找发泄闷气的出口点。《申报·自由谈》登出“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示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标榜进行了绝妙讽刺,而不言、沉默、哑巴哲学则成为留守京城文人的愤激语。对于多数文人而言,在政治的险境下,要发言则需考虑怎么说、说什么的问题,刊物也必须在夹缝中谋求更长久的生命力以实践它对读者与作者的承诺。如果说左翼作家们以钻文网而进行“非合法主义”的斗争方式的话金正雅,林语堂的“志不在大”、“不敢存非分之想”、取乎中间的意图与定位,则是一种鸵鸟式或曰犬儒式的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合法主义的反抗方式,不乏海上文人向有的聪明与自我保全的思虑。[12]
以“笑”进行合法主义反抗的第一策略便是强调“写实主义”和旁观者立场,使可笑之物的本质自行暴露。林语堂认为,只要真切、清醒、注意观察,自会有幽默文字出现,既为自己获得安全感,也是一种喜剧“观之”的精神,它不是以情动于中、危苦激切的文字打动人,而是以旁观者清醒冷静的理性来观察世界,从而体现“嬉笑之怒,甚于裂眦”的智慧力量。在“论语”、“古香斋”、“半月要闻”等《论语》特色栏目里,“古香斋”一栏尤显刊物的慧心独运,鲁迅在《“滑稽”例解》中称赞说,“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他说自己“最爱看‘古香斋’这一栏,如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云:‘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果何堪设想?’又如北平社会局禁女人养雄犬文云:‘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这哪里是滑稽作家所能凭空写得出来的?”[13]鲁迅认为越平淡也就越滑稽,不必刻意搜求奇诡。“古香斋”的古色古香,成为内容酸腐或形式可笑的公文、张告、祭文、诵经文等的专栏,原样照录,不加评论,无需编者站出来义正词严地驳诘,反而“一本正经”地优待它,读者便自会从中看出荒谬与反常。
刊物中的“各地通讯”本来是作为一种幽默文体而被大力提倡,但同样给予论语派作家合法主义反抗的空间。林语堂要求“不必刻意寻奇,平凡的事,只消用幽默轻快的笔调叙述得来,水到渠成,自然成趣”,体式上“以书信式攀谈式写来,上自政治,中至社会,旁及教育交际民风民谣”[14],带着个人的观感和议论,他尤其希望得到来自北平、南京等地的通信,将偏重国事、时事及观察普通百姓生活现状的要求提了出来。此后的各地通讯果然不负他所望,并突出了以市民眼光立论的特点。姚颖此时脱颖而出,《京话》和《变风》,均涉及南京政府中最敏感的政界要人和国事动态,动辄获咎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但她谈言微中,婉而多讽,因此成为地方通讯中最好的专栏和论语社幽默文字的王牌,“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的文章总是眉飞色舞”[15]。姚颖自述写作原则:“写时虽未经再三考虑,但大体有个范围,即是以政治社会为背景,以幽默语气为笔调,以‘皆大欢喜’为原则,即不得已而讽刺,亦以‘伤皮不伤肉’为最大限度掌纹曹格,虽有若干绝妙材料,以环境及种种关系,不得已而至割爱,但投稿两三年,除数次厄于检查先生外,尚觉功德圆满!”[16]她的文章,总是从南京人最关心的事件入笔,有时是天气,有时是酷暑,闲闲道来,渐转入民生和政治变动,可能是华东的大水灾,也可能是政界要人的避暑与享乐生活。《京话》里有小道消息,街谈巷议,市井风波,民情民态民风皆入文,时时议论官方决策,讽刺政府机关、公立医院的作风,且多涉笔南京政界官场政府中的大人物行踪,对国民党的消极抵抗及“政治上的推与拖”明刺暗讽,偶有越轨之笔又点到为止。她的笔风干净利落,体式多变,常常出人意表,《我爱其礼》中,拟孔子与记者的对话,反话正说,讽刺政府借尊孔之名,借忠孝义勇而通令读经、文庙大修、大兴土木而不是将国家的生产事业放在第一位。《阴阳历新年之比较》似一小型谈话,让人们各抒其志,小百姓申说的对衣食住行的理想是穿马褂、吃美国进口小麦、住茅山官邸、出行则乘飞机,而这些,恰是当时政府官员的生活水准。林语堂夸赞说:“当时《论语》半月刊最出色的专栏就是《京话》,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的文章总是眉飞色舞。我以为她是《论语》的一个重要台柱,与老舍、老向(王向辰)、何容诸老手差不多,而特别轻松自然。在我个人看来,她是能写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姚颖是懂得婉约的。《京话》就是南京通信所谈的多关于南京市政,清洁运动,及要人的举止言行,或偶有可采的惊人语句。这是不容易的,动辄可以得咎。”[17]林语堂本人同样善作机智、诙谐之文,针对文化专制与暴政及国民党逮捕陈独秀一案,他建议“索性把他《新青年》的同事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也一同关起来。一年之后,我们有陈独秀的《自传》,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钱玄同的《中国音韵学讲义》,刘半农的《中国大辞典》第一卷。四大名著出现,岂不是一椿快事?”笑中掩盖不住话中的锋芒,由此通达谑而不虐。
即使奉行谑而不虐,仍然有不少文章利用各种手法,以一本正经的面孔传达出内心的鄙视和讽谕挖苦。《论语》戒条之一是“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这首先为说话者开脱,但在评论中,人们却可以把那些表面庄严实则空虚者当作“我们看得起的人”而施行“脱冕”仪式,使其落出可笑可鄙的面目,这是论语派对待冠冕堂皇之人与事的常用手法。《论语》第一期即发表林语堂的《悼张宗昌》,开头便对张的被刺身亡表示“十分惋惜”,全文句句反语,力赞其“刚勇”,“总是凭良心之驱使,直爽做去”,赞他尊重女权、崇孔、孝母、忠友,实际上却极尽对此凶暴、粗鲁的当代军阀挖苦之能事。在《学者会议》里,林语堂戏谑“足足开了十天”的学者会议,一群“冰淇淋吃了不少”的白面书生,终于“对于东北问题及中国之经济、实业、交通、教育都有很精到的议论,很长篇的讲演,很完满的议决,很排场的宣言”,而实际上东北政策只由武人决定,书生不过是民主的装饰罢了。老伍《病鼻记》行文风趣,处处以病鼻暗示“病国”:
朋友问我:“你近来身体怎样了?”我说:“和我们中国一样!”……“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同我们的政府一样!”我只好这么说。
从《吾家主席》到《有驴无人骑》对当局头面人物的调侃,从《领袖歌》中嘲讽领袖“上台求原谅,下台唱高调”的不同面目,到俞平伯对国势发出的“多难兴邦日,高腔亡国时”的诗句,论语派作家对于幽默所能够具有的“亵神”作用会意并尽情发挥,纯否定态度的讽刺,未免过于冷峭尖利,能够以纯属取乐的态度进行“幽默的亵神”的人,是以笑声造成想象的胜利,他们所亵之“神”,既可以是封建的伦理道德,也可以是国家意识形态;可以是官场的无聊、大小官僚们的故作正经,也可以是些预先为人们的生活制定出的什么真理或意义及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束缚,“亵神”所采取的语言方略,不是以英雄的姿态去与政治或社会秩序发生直接的冲突,而硬是把高高在上的无论什么“神”都还原成与他们一样的人,一切所谓大的高的正的便因此颓然落地。
游戏笔墨的语言方略直接贯穿到短小简约的议论文字中,《论语》“半月要闻”等以“要闻”名之,目的是在中国这块旧皮囊上广泛找寻作文的材料,“极想用幽默笔调,做半月大事记,凡事叙述的原原本本,又能详其底蕴,真切而有意味”[18]。所谓“大事”却多是达官贵人、政府要人的可笑与自相矛盾的言行举动,对社会上的各种奇谈怪论、奇人异事,编者多以诙谐口吻作短评,显示智慧和俏皮,要闻之“要”,决非官方正论和宣言,而是小事当大事,大事则幽默,从正经中发现矛盾与滑稽,虽不专在时政,却也褒贬立现。如北平市长袁良提出“取缔男女同校”案,认为“影响学生修身向学之心甚大”等。在这样的栏目里最易发现论语派作家对社会的广泛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尤其是暴露地方官吏黑暗的文字几乎期期都有。
经由文人语言方略,对流播于民间的种种消息进行改造,也便生成出另外的意义,有时是一眼就看明白的明喻吴虹飞,第44期有一则半月要闻写道:
京人王木匠,在武定门水花庵内掘古井,得一光可鉴人之古镜,嗣经古董商收买,经详细研究,认为确系刘伯温照妖镜,一再转售,某人使以三万六千元买去。可惜,否则以镜置诸通衢,必能照见许多魑魅魍魉!
编者有意忽略了新闻是否真实的问题,而借事实的荒诞性引发对现实不可抑制的愤怒,激情胜过了理智,荒诞性便增强了,但读者仍然能够从中体会到机智和激情带来的快感与乐趣。
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由此颠倒官方的故作姿态和严肃正经崇高的面目,达成悖谬的效果车臣仕。论语派作家善于抓住高尚其事的最虚弱与衰朽处大作文章。以插科打诨式的游戏文章批评时政从来是文人所长,它的潜在含意是“言者无罪”,由于自居边缘而与中心话语的高论正论有着重大区别,它借用戏似、反讽、诙谐,谐仿文挥洒自如,包括鲁迅在内或林语堂都喜爱在此文体上小试牛刀。曲斋老人著有《论语新解》,以一种训诂形式歪解孔子言论,借以嘲讽现实。《五十年兴国计划说明书》、《国难期间停止国庆说》等文章,摆出要帮助政府进行施政计划的“认真”姿态,从而将官方看似正经实则悖谬的真相揭示了出来。岂凡的《发起救国道场意见书》,既以“道场”的仪式嘲笑当时盛行的各种封建复古声浪,又暗讽国民党的种种救国形式,他一本正经地主张“道场”应由党领导,三教合一,“国府主席为总道场长,省府主席及县长为省、县道场长”,“应向全国人民捐募,至少大洋一角”,在烟气腾腾中诵念总理遗教,“如此则佛力、道力,以及孔孟的仁义之道、先总理在天之灵,都团结一致,实行救国,众擎易举,回天可期”。全文充满浓厚的反讽意味: 官方摆出一副国难当头、枕戈待旦的严肃面孔,实则已是回天乏术。以同样正经的样子,面对戴季陶的“佛经救国”,国民党发行航空救国券、提出国货救国等,论语派作家以诙谐笔法,嘲笑了那种种名目的救国方式,暗讽抵抗之无力:老舍正经地说,纵观历史,天道才能救国,因而“无劳抵抗”,只须坐等;老向认真阐发“理发救国论”;亢德模仿复古论者的口吻,宣讲只有教孝能够安内攘外;何容作“不抵抗主义之起源考”,歪解孟子,最后得出孟子的“不抵抗主义”就是“下令不准打”。表面上疯言疯语或假痴假呆,而揭开这层面纱,其中的真意和真理却昭然若揭,当局看了哭笑不得,读者即是作者的同盟军,一眼即可看出“满纸荒唐言”中的反话。特殊语言表达的文本,尽管不是置人于死地的匕首与投枪,但一切貌似威严的东西能够被批得体无完肤,在人们的笑声中,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19]
合法主义的反抗,正如巴赫金所说,以诙谐“在每个节日的屋檐下都筑起非官方的,但几乎是合法的巢”[20]。民间“笑”的出现,往往离不开整个社会越来越整肃的表情,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开始了党治与训政的专制政策,这种专制政策伴随着对异己分子的暴力、血腥和屠杀,在文艺领域则以各种手段取缔左翼进步刊物;随后提出的新生活运动打着民族复兴的口号将一切纳入了纪律与规范之中,并以对忠孝廉耻的提倡掀起了文化上的复古浪潮。文学领域里民族主义文学以官方正统面目出现,所谓民族文艺复兴的旗号则有意要与兴旺的左翼进步文学和其他新文学的流脉相抗衡。然而这一切都免不了暴露出内在的可笑与虚弱,但尽管可笑与虚弱却更要罩上权威与庄严的面具,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观念和道德判断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鲁迅《从幽默到正经》一文,讽刺当东三省沦陷、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之际,统治者却把罪过加于笑嘻嘻者身上,他预言“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世间文人“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面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林语堂在《奉旨不哭不笑》里点出: 所谓“九·一八”严禁游行,“双十”停止国庆,“可以说是政府叫人民‘哭不得,笑不得’的两大政策”;“我若看见政府要人善哭或是听见××跪哭团的消息,就感觉中国不久必亡”[21]。30年代的极权政治和武力统治,不过表明官方内部充满了恐惧、虚弱、谎言、暴力、威胁、禁令的成分。这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大拼盘必然产生种种混乱可笑与荒谬,而又极力要以严肃正经加以掩盖。尽管统治者要做出正经模样,但来自民间的“笑”则有着很强的颠覆内涵。巴赫金对文艺复兴时期公众广场的话语的研究,便揭示了诙谐与官方和教会的权威话语相对立的特征,其一就是以自己的“笑”建立起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第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高贵的、正统的、严肃的一切被嘲笑,呈现出自由开放平等的狂欢世界。人们以笑建立起自己对自由平等的理想,对专制的严肃性、残酷性、荒诞性加以无情的贬低与消解。诙谐、幽默的笑,不仅要以一种合法的特权来保护自己,摆脱严格的刊物审查制度,它还要借助小丑的面目、乖戾的口吻、各种滑稽的话来揭示真理,而每当这种诙谐的笑出现的时候,往往历史也到了它转折的时候。
刊物总体上不采纳鲁迅讽刺杂文那种讲究匕首与投枪式的攻击和激烈尖锐的社会性严正立场,将之划归“勇于私斗,睚眦必报”的“极欠幽默之态度”;同时也不满于官方中心话语的“正论”所表现出的“怯于公愤,凡对于国家大事,纸上空文,官样文章,社章公法,莫不一笑置之”的矫饰虚伪。[22]悚惕心理与自我保全免受迫害的准则使他们以某种滑稽玩世的面目出现,他们的文章实际上充满幽默、油滑、迂谬、优骂甚而忧懑等多种因素。[23]那种“闲闲出之”的冷言冷语,“隐约其词”的嘲讽谑笑,油滑与夸饰的词藻,显示了不自由时代的文人们进行的另一种独特的说话或反抗方式,利用报刊这一媒体,在国民党将言论空间缩得小而又小时,另辟蹊径,滑口善辩,享受着那种“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24]的姿态。这种姿态一直让林语堂倍感自豪。郁达夫曾将林语堂比作中国的拉伯雷,这并非随兴而发无所依凭,拉伯雷笔下以广场狂欢的“笑”传达出“某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止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25]。林语堂同样看重“笑”的功能:中国板面孔的任何权威都“敌不过幽默之哈哈一笑”,什么礼教正统“被幽默一笑便糟”,古今两作家穿越时空相遇。
三 民间诙谐文化因素的渗入
提倡“幽默”,却又免不了如鲁迅所批评的“乱点古文,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从帮忙到扯谈》),“于是虽然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从讽刺到幽默》)。鲁迅的批评确定了人们的总体看法。人们宁愿进入眼睑的是涕泪交流的悲愤或哀矜,而不愿听到化解了痛苦、将严肃变成笑谑的欢闹声。此处不必过于抬高“论语体”的价值,但新文化人对于诙谐滑稽文学的认识和看法,却并非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林语堂的西式“幽默”毕竟敌不过源远流长的中国谐谑传统。《论语》中充斥着从旧书中抄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游戏文章枫牙,它们多从语言上的反讽和内容上的讥嘲两方面进行着滑稽讽世。谐仿文体是应用较广的游戏文章中的一种,滑稽讽刺则模仿严肃事物或严肃文体,由于其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而使人发笑,既可充分展现文人舞文弄墨的谐谑才情,又可对各种新旧文体形式加以玩弄或嘲弄,花样翻新,文人的游戏兴味越发显得浓重。钱仁康《大同之治》仿八股文体,堂堂皇皇,百姓对大同世界即将到来的推论建立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逻辑上,一纸期望却是对现实的不满而来。周劭《记写不出》里,在“写不出”文章的紧急中,或模仿官方报纸上的滥调文章,为“双十节”抒情,或用文言文的“起承转合”将“赛狗”、“祝寿”与“九一八国难纪念”并在一起,或模仿林语堂那篇洋洋洒洒的“论幽默”大文来讲个笑话,于是全文多种声调并存,达到对各种报刊文体的讽刺和谐仿效果。以骈文写就的文体或模仿各类文件、预言、通告,或歪批,或曲解等体式的盛行与论语派作家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的欧化式文风和文言文体的不满有关,汪懋祖的文言复兴受到新文化人一同抨击,而读经风气也正席卷全国,作拟古或仿古文章,嘲讽的意图便十分明显。
文人的游戏文章从来都是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这不仅因为它吸收了民间诙谐传统的气息,也因为其表面的轻浮和玩世与正统文学的“温柔敦厚”“正大浑雅”的美学风格相去太远。但是在“笑”的广场上,从来不会没有民间的声音,只要政治到了它最黑暗的时候,民间便开始传来歌谣、歪诗、政治笑话,甚至詈骂和诅咒,中国的俳谐之神一直存在于民间,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它立足民间,饱有朴野的生命力、活泼的体式、民间自由的空气及巴赫金所说的交替与更新的热情,它与官方正统时时产生紧张的对立;同时它带着与生俱来的糟粕,并时时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渗透。因此历代精英知识分子即使承认民间文艺中有着活泼的生命力,也仍然要以文人的正统观念对之进行重写和改造。现代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是如此,对于民间文化的某种油滑、趣味低下、麻醉品一般的功能颇有警觉,对于大众意识形态受到官方正统文化改造也自有清醒认识。论语时期特殊的文化空气,使传统诙谐文化在市民文人手中获得某种程度的复兴,编辑笑话选、作打油诗、写讽刺性对联,正是一般文人显露才情、抒闷遣愁的方式,兴之所至,便自己动手,不但论语派文人如此,即使鲁迅,也时有打油诗、感想式短句发表,或对比或夸张,或显其荒诞,显示了民间诙谐文化对于新文人的吸引力。市民知识分子正是借用了民间文化的反抗性,以“笑”对抗专制和严肃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形式上看,《论语》中用得最多、最有传统特色的是对联、联话、笑话、寓言、竹枝词、打油诗等样式。借助这些各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对时局与政治、社会风气、流行趋向、生活情形的笑谑嘲讽,甚至包括对自己的“打油”,不一而足。老杆《自注咿呶摇续斋诗稿》,将各地报刊所载民情作成打油诗,他例引四川民众不堪苛征,其预征钱粮,已达民国七十年以上,于是作“天长地久有时尽,捐税绵绵无已时”之诗;作者频频“赋诗”,并自谑为“虽无一‘哟’一‘呀’,而实具古典、浪漫、写实、普罗各派各家之美,空前正如绝其后!”暗示内容形式上都有戏拟的对象;他更善于自嘲自贬,以俗字入诗,《病中》描写自己闹肚子后的外形与窘态,十足油滑,气息上有庄有谐、有文有野。朱自清译的《伦敦竹枝词》,以清新风趣取胜,于是引来描绘各地风俗的竹枝词。对联短短篇幅,信笔写来,往往一语中的,又让读者过目不忘,是作者机智与才情的表现。《论语》上除林语堂的绝妙对子脍炙人口,还有笔名为“革命武人仁兄”所作的“国家尚未分裂 同室仍须操戈”,一清的“朱湘自杀,个个狐悲兔死;丁玲失踪,人人胆战心寒”等都在文坛流布甚广。对联之多,便引来读者的兴味,专门搜集《联趣·趣联》,分门别类,并一一加注解,既标明地方特色,又加强读者的理解,其中录一戏台边联:“上台扮演,何事不是欺人;下野假装,各情直如骗棍”,看似普通,若联系当时政府要人正在上演着一幕幕“上台”“下野”的闹剧,立时可会其中意。种种形式的时调俚语,广泛地反映着社会生活的面相,而最重要的是,各种诙谐文本,其实是市民读者或市民作家的欲望表达,这样的欲望解构了政治的严肃性,而欲望本身却借着游戏文字获得安全性。这也正是《论语》一类刊物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营造一个话语空间的策略。
不惮其烦地频频征引,无非表明《论语》借用民间诙谐文化对专制与弊端的揭发隐恶的力量,这是民间诙谐文化中毋庸置疑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刊物以自己的方式凸显了民间诙谐文化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尽管纯正的民间诙谐传统长期以来在儒教的压制下,在粗暴的现代化进程中越发弱化了它本来的欢快、积极、更生的面目,但仍可以贡献出不可小觑的亵渎颠覆消解及更新再生的力量因素。不论是贬低化的、世俗化的,它都具有一种自由的形态,由于自由它可以以诙谐的眼光看待万物,在戏谑讽刺中有着鲜明的形象性和典型性,有着内在的逻辑力量,而最重要的是,它表现出对官方和一切严肃性庄严相的相对主义态度。
对联、笑话、补白、打油诗、歌谣等,引来以严肃文学自命的作家们的批评毫不奇怪。鲁迅便否定了幽默可以批量生产,认为一普遍,也就潜伏着危机,因为“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好‘新戏’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滑稽”例解》)。幽默流于滑稽、说笑话、说风凉话的情形,便堕入“为笑而笑”的低俗中,刘半农的桐花芝豆堂的诗被批评为“证明着刘博士的‘功力’,在‘典雅’‘鄙俗’上都谈不上”[26]。不同于鲁迅的视角,欣赏幽默和静穆的朱光潜则用现代的高雅文学的标准品评衡量那些传统气味浓厚的游戏文章。在分别诗的“显与隐”时,他把《论语》的幽默认定为滑稽者的诙谐,“滑稽者见到事物的乖讹,只一味持儿戏态度,谑浪笑傲以取乐”,“由厌世而玩世”,他特别举出例子:
滑稽者的诙谐往往表现于打油诗,和其他的文字游戏,例如《论语》嘲笑苛捐杂税的话:——
“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
和王壬秋嘲笑时事的对联:——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乍看来都会使你发笑,使你高兴一阵,但是决不能打动你的情感,决不能使你感发兴起。
他的结论是:那种打油诗一语道破,了无余味,是显,是露才,是不能将超世又不忘情于淑世结合起来而达到豁达者的沉痛深刻的低级幽默,不符合艺术中美与崇高的要求。这几乎也是林语堂的无奈,几十年后,他仍感叹:“办幽默刊物真不容易,一不小心便流为油滑。”[27]郑伯奇认为《论语》的“幽默”不幽默,“近来流行的所谓幽默云云,也许并不就是当初所提倡的那样东西”,“事实上,现在许多所谓幽默文字,都是挂幽默的新招牌,而卖着讽刺、反语、滑稽乃至恶戏的老货”[28]。沈从文对讽刺、幽默、滑稽等一概严厉责备,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讽刺、幽默、滑稽里隐含的恶意。这些都表明幽默滑稽所具有的消解与亵渎的功能,很难为根深蒂固的文学正统趣味、标准与规范所接受。
以雅与俗、正与野的审美趣味分歧,尚无法全面说明《论语》受批评的缘由,因为其中还关联着五四启蒙者的心态。《现代》杂志在“杂志年”里对一般刊物进行“检讨”时认为:《论语》“只能供给一般不满意于现社会的文人学士,发表一些牢骚而悲愤的言辞显显调弄笔墨的能手,对社会说来,他是没有多少进步的意义的”[29]。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空戏滑稽,德音大坏”的思想深入人心。从《滑稽列传》“谈言微中,也可以解纷”以后,中国专制政治的残酷性所造成的国民喜剧精神主要表现为俳优的姿态,种种丑角式的插科打诨走的便是“婉而多讽”“言者无罪”的路子。近代以来兴起的报纸副刊,慑于中国皇帝、地方军阀及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压制,常对品评时事、臧否人物慎而又慎。此外,高言谠论又与普通百姓的趣味相距甚远,符合一般市民大众口味的小报只能以边缘性的戏谑、消解及精神胜利法则旁敲侧击,来迎合市民们既无力反抗、却又要排遣郁闷的心态及趣味性与消闲性追求。被称作“中国第一纸”的《申报》早在1911年8月专辟了《自由谈》,特别强调以“丰富多彩、饶有趣味”为编辑方针,版面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博君一粲等带消遣性与趣味性的栏目[30]。对于中国文人而言,游戏文章人人随手可做,但人人都看低它。大多数正统文人都把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所说“古之嘲隐,振危释惫。……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奉为至理,中国诙谐文化传统始终处于低贱地位,并与俗文学保持着内在的深层联系。另一方面,五四以后人们对传统的反思,也将那些带着诙谐文化印迹的文人游戏笔墨,划归于“瞒与骗”之中,在注重文学的教训和社会反抗功能的时代,流入滑稽与油滑性质的游戏文章会使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人民将被教化为顺民的思路一直深入人心,五四以后,传统谐谑中的世俗趣味与娱乐功能更在启蒙主义者的攻击下委顿,遭到对报刊的启蒙教化作用十分看重的新文学主流话语的横加扫荡,无所用心的诙谐,被打入了没有任何深度和力度的消遣品行列。因此当《语丝》颇流露出些趣味主义时,立时有读者来函批评《语丝》太多滑稽分子,有变成《晶报》之虞。新文学精英们不愿将自己与一份名声不好的通俗刊物扯在一起相提并论,周作人便说:“我只觉得我们不很能说‘为滑稽的滑稽’,所说的大抵是‘为严正的滑稽’”,“至于《语丝》与《晶报》之分,很是明了,便是暗中摸索也可分别罢。”[31]不过对于教训面孔和严正立场已颇有些厌倦的周作人又说:“而且我的确也有点想做《太阳晒屁股赋》的意思起来了。其实,《晶报》有什么不好,它是《文章游戏》、‘岂有此理’这一派的支流,也是滑稽文学的一种,倘若它的趣味再醇化一些。”[32]显然,无论是纯文学趣味者还是启蒙论者,他们最终的判定标准都是“严肃”。
《语丝》尚且让读者误解,《论语》就更不用说了,林语堂对幽默的变味与在上海滩上的流行显得力不从心,他也想走一条“正”道,尽管喜欢《笨拙》中那专寻开心的气味,终究还是不愿刊物变成海上流行的小报或历史上的《晶报》,因此不得不像周作人那样反复解释幽默只是说真话,而不是说笑话:“有人认为这是专载游戏文字,启青年轻浮叫嚣之风,专做挖苦冷笑损人而不利己的文字。有人认为这是预备出新《笑林广记》供人家茶余酒后谈笑的资料。有人认为幽默即是滑稽,没有思想主张的寄托,无关弘旨,难登大雅之堂。有人比我们如胡椒粉,专做刺激性的文章。这些误会,都是不能免的。”[33]这表明林语堂并不希望纯正的幽默所需要的那种“会心的微笑”或“滑稽之中有至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为传统诙谐文化所潜移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们迷恋着现实主义的真切的表现人生论,阅读作品的多种可能性及文学创作的多维空间反而被限制住了。从实际情形来看,《论语》上的“乱点古文,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造成一幅热闹的笑谑图,如果以巴赫金的理论来看,却正是以“堕落”的方式在想象中“瓦解”既存的秩序。那些不入正典的民间讽刺、打油诗、奇谈怪论、时调俚语都使得异端思想获得生长。也许它们对现存秩序的破坏并不在于立即颠覆它,而在于运用各种广场语言,使其权力模式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瓦解,其中便有着忤逆与亵渎的因子。此种话语方式当然也是对左翼式抗争的一种补充,将左翼作家眼中社会的残酷图景变成了自己笔下的文字游戏,或许缺乏硬度,缺乏仁人志士的严正立场,却可能具备更长久的韧性魔法师莱恩传。《论语》的情形代表了现代市民知识分子有意无意中以一种民间/市民立场对官方意识形态施行合法对抗的心理趋向,刊物也以此为出发点,营造了一个可以让人们以笑进行心理颠覆与反叛的空间。只是,对于这样的颠覆性内涵,新文学的作家们内心仍惶惑不安,因此这一空间的拓展很是有限,反叛与颠覆的程度由于缺乏自由心态及彻底消解精神而相对弱化。与拉伯雷形象的民间性、乌托邦精神和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相比,《论语》悬浮在半空中摇摆,既承受来自各方的指责,也由于内部自身的虚弱而衰竭地挣扎。大众文化研究理论认为,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对“非体面”文化的“规训”,另一方面则是对体面文化的“放松”,或者说,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高雅与低级、艺术与商业、神圣与世俗之间界限的模糊。就此我们可以来评判作为“非体面”文化的民间诙谐文化的命运,它的叛逆性被大众文化拿来当作武器的同时,又在高雅文学的严厉监控下,被大大削弱了力量。正如林语堂所承认的,《论语》也不免有很重的道学气,身上背负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很难彻底地将自己边缘化。
我们从“论语体”所受的批评中发现,它所造成的喜剧性“总是不断揶揄挑逗读者的立场以及政府的检查尺度”[34]。对于“论语体”,批评者虽然同情知识分子的许多冷嘲热骂,却认为这样的讽刺格调“不正”,易堕入无聊与下流,既没有纯文学的正大谨肃,也未朝着左翼所力图引导的“非合法主义”斗争方向发展。刊物不像左翼一些刊物那样频频被国民党所取缔,反而“得当局之逾格宽贷”[35],这种避祸保全的方式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遭人诟病,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思想文化控制有多么严密,仍有各种反抗的形式和可能性存在,在取缔进步刊物和以津贴扶植官方刊物之间,仍有一个官方无法真正控制到的言论空间。论语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中间性的“合法主义”的对抗手法使统治者的道貌岸然和不可一世的面目成为自己揶揄嘲笑的对象。“论语体”就是各种各样难以仔细辨别的滑稽、冷嘲、戏谑及戏仿、反讽等正经或不正经笔墨,上达时事政治、要人的行踪言论,下至各种奇谈怪论、小道消息、街谈巷议、所谓的妙文佳篇等等的大杂烩,没有“社论”和“高深的理论”,放弃了与官方“正统话语”的应和,自然也不愿高呼“主义”和载道的口号,同时还缺少纯文学的正经严肃模样。当左翼作家指责它以“笑”将粗犷的人心渐渐磨得平滑时,当国民党右翼指责它以“笑”麻醉民族意识时,当沈从文、朱光潜反感“笑”中那不严肃的游戏态度时,那种让林语堂既珍惜也迷惑的个性才显示出来: 或许这“笑”不符合越来越“现代化”的文学标准和规范,或许那些笑的文本是“非文学性”的,但不悖于以报刊移民风的潜在意图;它是市民知识分子品性的结晶。《论语》的“笑”且因了传统诙谐文化的参与,保留了与正统文化和官方政治抗争的民间性。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中的“嘲笑、苦笑、冷笑、讪笑”及至现代小说“难得听闻”的讽刺笑声说:“笑其实比泪更有道德颠覆力”,是“以不同的写作策略展现出另一层次的批判意图”,我们以此评价林语堂《论语》中的“笑”也未尝不可,或许论语中人那种自嘲嘲人的姿态,较之痛心疾首的面孔,更有着“政治上的激进反动性”吧。[36]
(原载《文学评论丛刊》第6卷第1期)
[1]周劭:《午夜高楼·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2]林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1933年11月1日。
[3]吕微:《民间:想像中的社会》,《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4]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4页。
[5][俄]巴赫金:《讽刺》,见《文本 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6]吕微:《民间:想像中的社会》,《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7]张爱玲:《致〈力报〉编者的信》,载《春秋》第二卷第2期,1944年12月28日。转引自孔另境编: 《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8]《宇宙风》第12期之“编辑后记”,1936年3月1日。
[9]曹聚仁:《〈人间世〉与〈太白〉·〈芒种〉》,《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71页。
[10]《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论语》第6期,1932年12月1日。
[11]曹聚仁:《检查老爷之刀》,《曹聚仁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12]参见王爱松:《三十年代的散文三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13]鲁迅:《“滑稽”例解》,《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第343页。
[14]林语堂:《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论语》第6期,1932年12月1日。
[15]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16]姚颖:《京话序》,《宇宙风》第22期,1936年8月1日。
[17]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18]林语堂:《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论语》第6期,1932年12月1日。
[19]林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1933年11月1日。周继先
[20][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21]林语堂:《〈笨拙〉记者受封》,《论语》第9期,1933年1月16日。
[22]林语堂:《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论语》第1期,1932年9月16日。
[23]曹聚仁:《真正老牌幽默文选》,《曹聚仁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曹聚仁以此五种名称作“Humour”的五种译名,“即包含五种意义”。
[24]《林语堂自传》,工爻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25][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第3页。
[26]敦庞:《刘半农的隔膜》,《新语林》第2期,1934年7月20日。
[27]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28]郑伯奇:《幽默小论》,《现代》第四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
[29]雷鸣蜇、李正鸣:《一般性质的杂志之检讨》,《现代》第六卷第4期,1935年5月1日。
[30]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31]周作人:《滑稽似不多》,《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32]周作人:《乡谈》,《语丝》第51期,1925年11月2日。
[33]林语堂:《我们的态度》,《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
[34]王德威:《从老舍到王桢和:现代中国小说的笑谑倾向》,《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0页。
[35]林语堂:《写中西文之别》,《宇宙风》第6期,1935年12月1日。
[36]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现代文学史理论的文、史之争:以近代中国政治小说的研究为例》等文章,《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第337页、第338页。
本期编辑:黄立斌
校对:张雪兰
图片来源:吕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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