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格义”或“反向格义”与现代中国的“小传统” 邓辉-学思经典读书会
文章原载自《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发表时或标题或正文或注释有所改动或删节,此为完整版。
“逆格义”或“反向格义”与现代中国的“小传统”
邓辉
「摘要」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着一个由传统而现代转化的难题,出于对自身传统没有自主实现现代化的失望,主要选择了通过彻底反传统并以“类西化”的方式建构了现代中国,从而导致现代中国小传统的形成。这一小传统支撑了现代中国之所是,而其主要的建构模式就是所谓的“逆格义”或“反向格义”。这种“逆格义”或“反向格义”不仅指的是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以及西方现成的概念术语来理解解释分析中国,更重要的指向是通过170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所形成的有关西方的基本文化观念系统,即我们自以为的“理想西方”的文化体系,构成了所谓现代中国的系统理论方法来理解解释西方以及中国。它不仅掌控了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诠释,而且还主导了对西方的诠释,从而成为现代中国所谓“类西化”之事实的根源。
「关键词」现代中国;诠释;逆格义或反向格义;现代小传统
我所谓“现代中国”这个概念取自于英文Modern China 一词,即Modern涵盖了现代汉语中近代与现代之义,并做引申赋予其特定涵义,意思指向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从而将自1840年以来的所谓近代、现代、当代中国之意统括一处。170多年来的中国,其历史复杂多变,可谓为坎坷曲折,命运多舛。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慨始,对此段历史先贤做了种种不同的解析,可谓见仁见智,各具历史价值与意义,然尚缺乏真正从历史哲学大宏观之视野与角度作系统之学术分析与检讨。笔者学养与学力有限,试图以简易功夫厘清其绪,虽未免有井蛙观天、管中窥豹之嫌,然经年累思似有所得,故不揣谫陋,妄提拙见,权做抛砖以就正于方家。
一
近两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文化思想史而论,乖张多变,山头林立,种种主义真幻难分,往往令人无所适从。但若真正从历史哲学角度作一宏观审视,或可给予有力澄清,即其难以言表的种种复杂变化都可在一个基本观念下予以廓清,一言以蔽之,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进入到所谓“转型期”,即以传统向现代转型或转化,可谓为转型期的中国(近些年来,大陆学界形成了一个新名词:转型社会,用以表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中国。其实,转型社会更适用于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该时期中国文化思想之衡定,必在此观念下才有可能。
愚以为,就其文化资源言,有所谓三种传统,姑且名之为“三传统”,即中国古典传统(相对于历史时段之短的现代传统言,为现代中国的古典大传统)、现代中国小传统(相对于历史时段之长的中国古典传统言,为现代中国的小传统)以及人类文化的大传统。所谓中国古典传统,笔者以1840年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阶段。1840年之前的中国所具有的文化传承,自成体系,一脉相传,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定传统,迥异于1840年之后以西学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强行输入后所造成的一种新文化的演变发展。相对于后者的现代性而言,前者可谓为古典,故名之为中国古典传统。所谓人类文化大传统,意指人类诸多的文化传统,主要是三、四百年以来居于优势地位而主导当今人类的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传统。中国古典传统和人类文化大传统为何,好理解,麻烦的是此二者在现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
而何谓现代中国传统或言现代小传统?愚以为,所谓现代中国的小传统,主要与中国1840年以前所形成的古典传统相对而言的,指的是自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节节败退,现代中国人从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之感受逐渐丧失进而失望乃至绝望,最终自觉走向反自身传统;同时,在西学的强大冲击乃至摧毁下,现代中国人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系统为目标,力图主动自觉建构现代历史的所谓中国现代性传统。此一传统是一事实上已然存在并早已确立,然而至今仍在建构却远未完成的新传统。它铸造了现代中国人之所是。就此,我将1840年以来的历史以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两大阶段:此前,为中国古典传统逐渐淡出主流而式微,以至趋于隐退失位中,而新兴力量不断酝酿并逐步强大,进而力图取而代之,以趋主宰占据主流之时期;此后,为中国人自觉主动捐弃古典传统并发展为以“除恶务尽”之意志不遗余力地反古典传统,逐步形成并确立发展以“德、赛二先生”为核心的新传统之时期,即吾所谓中国现代小传统的建立和强大爱是不保留,进而主宰国人心灵之时期。现代中国小传统以现代性为根本准绳,以现代性所蕴含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为基本价值观,力图实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它秉承以今观古和以西治中的原则,用现代性理念对古典传统作了必须为我所用的“净化”处理,即凡是与现代性理念冲突的古典传统必须坚决打倒抛弃,凡是在现代中国继续留存的古典传统必须能够被现代性理念所转化统摄纸玫瑰林笛儿。
我所提出的所谓“现代中国小传统”,其成立与否或可质疑与审查。但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古典传统失位之下,究竟是什么文化力量在大陆中国支撑?这是值得追究与深切检讨和反思的。在我看来,近代以来,面对强势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与入侵,因中国陷于亡国灭种之危局而有所谓“三千来未有之变局”之认识,古典传统却无力为之,迫使国人急切思考如何刷新民族文化以救亡图存进而谋求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自主实现现代转化,也就是没有实现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而且随着近代以来历史的进展,所谓先进的中国人越来越看不到这种可能,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所谓“中西互释”,从单纯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到文化观念继而全面向西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式微,到成为所谓“落水狗”被痛殴,终于在所谓现代中国掀起一场彻底的反传统,使传统基本退出主流舞台成为一种博物馆的陈迹主要供书斋研究之用。也就是说,在向西方学习以走民族自立强国之路的途中,最终发现所谓传统已成为了强国强民的桎梏。因为传统被视为与现代格格不入,由是,便不难理解中国所谓现代的反传统极品公爵,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中的“五四”运动)成为“反传统”的标志,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关节点。既然传统无法自主实现现代化,甚至成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那么为了救亡图存走向新生而反传统便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所谓刨坟鞭尸、数典忘祖进而自绝赓续就自然而然了。现代中国人从血脉、灵魂以彻底割绝传统为是,以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为新精神急切拥抱现代性从而试图建构自己的现代中国。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全面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所谓小传统的构建发展就此而成且成为势在必然,以至于今日。此小传统看似根基牢固,其依靠似乎很科学很先进,但事实上,却是建立在一个似是而非的基础上的。甘阳、刘小枫教授在《重新阅读西方》一文中曾经做过如下描述:“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此种说法,或许有所夸大或偏激,但起码揭示了其中某一面向之事实。其实,在笔者看来,现代中国的小传统最关键的表现就是通过将古代汉语改造为现代汉语从而将中国人实质上彻底“类西化”,导致国人逐渐丧失到主动放弃文化主体精神,并刻意迎合所谓现代性而走向极端发展。其具体的特征:其一,文化主体性虚置而实不明;其二,鹿马混淆,造成对古典传统与人类大传统的任意解剖、肢解、附会;其三,虚无主义充斥,占据强势地位,主导一切。
二
反省一百七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向西方学习有所谓三阶段论即梁任公由器物而制度再文化的进展之经典论述。这种归结,其实并不充分。在我看来,还有一隐藏的第四阶段——语言逻辑,从而彻底自觉地实现自我的“现代化”即实际上的彻底“类西化”。不仅是器物的“类西化”、制度的“类西化”、文化观念的“类西化”,更是思维、语言、逻辑乃至心灵的彻底“类西化”。然而,这一“类西化”却是披在一极其美好的外衣——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的现代化之名——下进行的,并以作为孔门后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门徒子孙为耻辱,自断传统文化之根。它导致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沦丧而古典传统彻底失位。这与全球的现代性危机相结合,是造成今日中国人肆无忌惮、无所不为而沦入虚无主义深渊的根源。这里,借用启良教授的一句话概言其危害:“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用鲜花铺成的”。现代小传统,从理想意义上说,是以现代汉语的建构完成为基础,以现代性之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为核心价值,力图建构新传统以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化。实际上,它导致了文化主体沦丧,形成虚置的文化主体,造成实质上指鹿为马式的全盘“类西化”,彻底走向虚无主义。而中国古典传统虽然失位,但基于成千上万年的历史惯性和民族文化自古延续的传承,仍有其强大的影响和生命力遗存。
现代中国的小传统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待古典大传统的态度采用的基本方式是以所谓现代性的理论原则方法处置,恰如当代有些学者提出的“逆格义”(林安梧)或“反向格义”(刘笑敢)。前文所提到的“类西化”,之所以是“类西化”,而不是说西化,原因正在于此,因为采用的就是此种所谓的“逆格义”或“反向格义”。刘笑敢教授指出,“简单地说, 传统的格义是以固有的、大家熟知的文化经典中的概念解释尚未普及的外来文化的基本概念的一种权宜之计。……类似于古代佛教的格义在中国近代似乎也出现过。就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和西方哲学的直接输入来说,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但是, 与西方哲学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不同, 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情况相当特殊。……‘中国哲学’作为20世纪开创的在现代大学中讲授的新科目不是简单地引入和传播西方文化产品, 而是要‘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典和思想。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研究的主流, 恰与传统的格义方向相反。所以可以称近代自觉以西方哲学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为‘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平心而论,西学在近代传入中国,类似于古代佛教的格义情况曾经是普遍的。从魏源提出“师夷”到曾国藩1867年首开翻译馆翻译印刷第一批西学著述以及1872年实现“派遗留学生”林达浪,再到“西学第一人”严复的西学文化精神的译介,中西文化格格不入的事实似乎导致格义作为权宜之计是不可避免的,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我们格义确实是“权宜之计”了,但很快走向的是“逆的”、“反向的”,格义带来的对西学的了解构筑的却是“逆格义”或“反向格义”的基础。
刘笑敢教授将所谓的“反向格义”区分为广狭两义两种理解,他说:“‘反向格义’或许可以分为广狭二义。广义可以泛指任何自觉地借用西方哲学理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国哲学的做法, 涉及面可能非常宽, 相当于陈荣捷所说的‘以西释中’。狭义的‘反向格义’则是专指以西方哲学的某些具体的、现成的概念来对应、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或概念的做法。”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固然看到了现代中国反传统而“类西化”后,文化主体转变为“以西铸魂”从而“以西释中”,由此特别强调了其中所谓西化之概念和方法论的冲击和影响,却对另一个文化主体意识“以今观古”有所疏忽。我所谓“类西化”而不是“西化”的提法,与此密切相关。在笔者看来,现代中国的西化,充其量只是一种“类西化”。因为此种西化的实质不是本位的,只是“幻想的西方”进而以此“幻西”理解一切而已。现代中国从器物、制度到观念乃至语言逻辑的现代化,实质不过是以西方建构而主导近数百年人类文化的现代文明体系在现代中国之投影。具体而言,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巨大事功表现下,主要以留洋之见识、西学翻译及其研究和传播所形成的西方文化系统为理解主体篮坛天王,尤其是后者,构筑了现代中国人主要西学知识体系之理解。异质文化的艰难诠释性决定了这种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巨大的时间来消化,这早为古今历史所铁证,何况留洋和翻译译介以及运用某些西学理论方法来诠释问题本身就具有着种种局限性(如胡适之先生所学的实用主义、冯芝生先生所学的新实在主义等等容易泥于一家一言之见,而翻译异质文化有其特定的障碍与隔膜,至于运用西方某家某派理论方法来诠释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更是容易囿于一家之言等等)。
但就是这种点滴积累构筑了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西方文化观,也正是此种西方文化观极易造成一种所谓自以为的“理想西方”而实质为“想象的西方”甚或“幻想的西方”(包括正反两面)之形象。这恰如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想象。其中的误解误读,甚或故意的曲解、硬造比比皆是。有关这一点,以“民主”之理解为例,可见一斑。对于儒家有无民主思想的问题,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学界经历了一个有民主思想到专制中亦有民主之光,再到无民主只是民本,进而以为具有民本与民主之关联的可能转化向度之理解变化过程。而普遍的民众甚至某些学人对民主的基本理解往往还停留于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上。将西方之民主看作为天堂,而不理解西方各个民族国家之民主所具有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特定含义。前些年有关儒家“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某些学者对儒家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及其制度的疏离、隔膜和误解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有人将儒家“亲亲互隐”的观念简单孤立地看待,进而以此作为儒家思想为专制独裁思想的铁证。此种论调显然带着有色眼镜,无论从论证前提之思想预设、论证方法之运用和文化事实之判断上,带有浓厚地指鹿为马甚至缘木求鱼的色彩,给人造成的似乎有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当作达成某种预定设想甚或政治目标的工具之印象,几近儿戏。陈丽峰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与以“幻西”而释有关。我们以西方现代文明所代表的目前最先进的现代人类文化为拟构目标,以留洋之见识和西学翻译及其研究以及媒介传播所形成的西学文化系统为理解主体,构筑的是一个“理想的西学”或曰“幻想的西学”符号系统,具有着极大的片面性、局限性和虚幻性。
因此,笔者将所谓的“逆格义”或“反向格义”之理解区分为两种含义,一种是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广狭两义的,另一种则为以“幻西”而进行的理解诠释。换言之,所谓的“逆格义”或“反向格义”,不仅指的是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以及西方现成的概念术语来理解解释分析研究中国,更重要的指向是通过近170多年来向西方学习,这一过程所形成的有关西方基本文化观念,即我们自以为的“理想西方”的文化体系,所形成的所谓现代中国的系统理论和方法来理解解释分析西方以及中国。这种“逆格义”或“反向格义”,不仅仅对应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同样对应于对西方的诠释。其中,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影响最巨的无疑是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的汉译西学名著。这些汉译名著不光是在思想思维上灵媒师东名,还在语言乃至文体上,不断影响甚至改造着当代中国人。现代汉语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获得了所谓“文以载道”的灵魂而生存发展,导致了一种特定文化的凝结生成继而成为新传统。这种新传统产生于现代中国,迥异于中国古典传统,亦区别于人类文化的大传统,相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传统而言,仅仅170多年的历史,故可谓为现代的小的传统,尽管它实质是现代中国显性的主宰力量哆来咪歌词。
三
今日来看,现代中国小传统的建构,是在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要求下,搁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将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转化悬置,断然以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为核心试图实现与现代接轨,换言之,就是“师夷”以“制夷”确保民族国家得以生存,同时“师夷”以破除古典传统弊制并按“夷”以确立中国的现代性。然而,悬置的古典传统之现代转化,却在现代中国谋求生存的在大潮中,为建构新文化新传统而彻底否弃了,更重要的是古典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似乎不仅不需要现代转化,而且还成为了标靶成为了新传统得以树立的反面典型,即以彻底的反古典传统谋求建立新传统。由是,古典传统之现代转化被无限搁置,古典传统被要求彻底清除出现代中国历史,似乎就是理所当然了。而以所谓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兴文化力量就此建立起来,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传统——现代中国的小传统。
确认了我所谓“现代中国的小传统”,由此便好理解中国古典传统(即所谓现代中国的大传统)和人类文化大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就前者而言,除了作为博物馆之陈迹供学者因个人历史兴趣之学术研究之外,它被现代人从小传统之文化价值观出发不时根据所需,更多的是政治需求,做随意发挥,任意肢解切割为我所用,看似左右逢源,实质无根底无是非。而那些以弘扬古典传统为己任的研究者,虽然体认真诚、心力崇高、践行不懈,但一样面临着如何让古典传统在现代复活的难题,故总想从古典传统中开出所谓的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因此往往难免落于现代小传统“逆格义”或“反向格义”之窠臼而不自知。从后者来看,它被无限想象为一种理想的文化符号系统而存在,成为现代小传统的支撑和依据所在,但同样也根据自己所需,任意发挥切割为我而用,往往打着自由、民主、科学的旗号而行,实质沦为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造就了当代中国虚无主义之根源所在。
通过以上粗略之分析杨五六,现代中国小传统之于当今中国之意义是复杂的,具有着多种可能性,大体可就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概而言之:
从积极方面看,现代中国建立的新传统作为既成事实,它极大加速了中国人的中世纪状态之改变,造就今日中国之现代状况,在中国传统没有自主实现现代转化的情况下,通过小传统的再造进入到现代转化的行列,使中国得以继续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再造,旨在于希望通过一种外在强力摧垮方式,摧毁旧的世界,希图以现代制度规范养成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性元素,为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能途径。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此路途中行进。
从消极方面看,小传统的再造构筑了现代中国既有事实,却存在着种种问题。比如,古典传统之丢弃而现代小传统却无力真正取代所造成的文化断层。小传统表面上做到了接续现代文明,似有根基,即试图以西为本而实质却是以“幻西”为本形成了“类西化”,其实却是四不像,西不西中不中,正如时贤借用王夫之之语所描绘的现代国人,“仰不见有天,俯不见有地,外不知有人,内不知有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造成文化主体虚置,最终虚无主义盛行,主宰一切。又比如,现代性本身就存在着巨大危机,即便以西化或现代性为本,此危机同样对现代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与伤害,这便造成现代中国的所谓“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需要同时解决的两难境地,等等。目前,小传统主导的现代中国发展已经日益暴露出种种严重问题,其中尤以身份问题为严重,它时刻纠缠着我们,使我们不断扪心自问:我是谁?我到底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此疑惑与西方中世纪大哲圣奥古斯丁对于时间的反思颇具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现时代的我们,从表面看,与欧美无异,我们创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我们成了世界工厂,但我们却生产不出属于自己的真正文化。
反思现代中国的小传统,并不是要打倒它,它也打不倒;而一味否弃它,意味着我们什么也不是,也根本无法否弃,这已是既成的事实。而且我们也依靠着这个小传统才有了现代中国之可能。那么是否要一味认可它,膜拜它顺从它?当然也不是。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它,从而正视它,进而深刻地反省它检讨它,努力去创造出现代中国真正的文化本位。
笔者以为,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根结在于如何重构民族文化的自我主体。应该继续深入系统理解诠释西方文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不能急功近利,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去对待它(这种急躁的心态似乎贯穿现代中国历史之始终,是诸多问题产生的最重要源头之一)。同样,必须正视中国古典传统富锦天气预报,必须要努力地去进行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转化,必须将对西方的现代性文明的吸收消化建立在民族文化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基础上。
对于当前中国哲学研究而言,学者日益认识到应该走内在理路,从中国学术或哲学文化自身的问题出发来理解、梳理古人思想,进而思考中国文化和哲学如何走向新生,这已成为学界普遍共识。其实,这就是现代中国久已悬置的古典传统之现代转化问题被重新正视重新提出。长久以来,现代中国的小传统以“逆格义”或“反向格义”的方式简单粗暴地处理中国的古典传统,体现出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反省与检讨。如果我们以一种积极建设的心态去正视现代中国的小传统,在对人类文化大传统更真切系统地学习体认下,将中国古典大传统的理解诠释与现代小传统有机结合起来,或许民族文化自我主体之建构并非只是一个现代中国的梦。恰如三百多年前的王船山所云:“备古之所未逮,则自我而始,垂之无穷;古法废,则自我而且绝;此通弊之大端,君子之所不敢恃己以逆天人也。”
作者简介:
邓辉,生于1972年。哲学博士、博士后,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