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⑥ 我和我的丈夫 (下) 母亲自传-三游斋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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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革”的迷茫落魄
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学生停课闹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小县城也动荡不安,瑞福和我的许多同事同学,朋友熟人也遭受冲击,一时间人心惶惶。儿女们时不时告诉我们,又看到哪个伯伯、叔叔、阿姨被戴高帽游街、被批斗挨打、被抄家纳维凯尔。瑞福嘱咐儿女,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去围观,伯伯、叔叔、阿姨遇见熟人心里会更加难受。
瑞福一位好友老游,终于受不了游街批斗的凌辱,跳楼自杀。他也是福州人,抗战期间一起考录古田县政府部门工作,本来老老实实“认罪”也就“过关”了,但这位老兄才华横溢,太好强,为自己辩解,脱口而出:抗战期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还得了,竟然引用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语录,当场被确定为“现行反革命”。老游只有“死路一条”,而且“死有余辜”。老游自尽后很长时间,瑞福才敢在一个夜晚,悄悄地去看望他的家属。
我所在保健院的郑护士长,毕业于福州教会学校,是我的长辈和老师,对我关照有加。她医德医术双馨,为人温文尔雅,气质高贵,终生独身未嫁,也被揪出批斗,挂个“资产阶级走狗、美女蛇”的大牌子于胸前,被理了阴阳头,游街时还得自己手敲破脸盆,一路高喊:我是资产阶级走狗、美女蛇,我罪恶滔天。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点名要我揭发她,我吓得脸涨通红、声音颤抖,只好揭发她鼓动女医护人员穿“布拉吉”(苏联传入,时兴很长时间的连衣裙),是“苏修”的走狗。还好郑护士长性格坚强,在苦难岁月中挺了过来,许多年后,我们聊起“文革”的疯狂,我表示内疚,她不置可否,一笑了之,还津津乐道当年风靡一时的“布拉吉”。她老人家“文革”后得以平反,活到90岁。
保健院还举行了“破四旧”自查自纠运动,得到消息的前一晚,瑞福和我把当年结婚相片和许多亲朋信件等统统付之一炬,因为这些“证据”已足够证明我们同样是“资产阶级走狗”或者“里通外国”嫌疑。第二天,自查自纠队伍到来,我珍藏箱底年轻时穿的旗袍等旧物件,董湘昆连儿子邮册中的一些历史文化邮票,也成了“四旧”,被收缴。幸好我和瑞福没有被揪斗,当时要揪斗你的理由太多了,比如,有一位中学老师名字“庆双”,被揪斗的“罪状”就是:庆祝国民党的国庆节,念念不忘“反共复辟”,我们听说后惶恐之极,因为我与瑞福是10月10日结婚,岂不是与他“一丘之貉”,一样“罪大恶极”。幸而这“秘密”我们隐瞒得连儿女都不知,幸好当年知情者也无人揭发,终究蒙混过关。
不久便是“红卫兵大串联”,女儿和小儿子的中学都组织师生参加,两孩子异常兴奋,巴不得马上投入这场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中去巴仙吉犬。我有点担心,女儿十六、七岁,小儿子十三、四岁,就这么乱烘烘地走南闯北大串联,安全有保障吗?但瑞褔告诉我,“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五种人)子女是不允许参加革命大串联的,能让我们的儿女去,说明我们还是文化革命中团结的对象,如果孩子们去不了会易通,我们家庭就被贴上“黑五类”标签,成了被歧视对象。
我给儿女各20元钱,小儿子串联了20多天回来,去了上海、南京,说是在南京长江南岸水泥地上睡了两个晚上,挤不上火车进北京。女儿毕竟年龄大些,串联了许多城市,还进京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大活动,让她激动无比。女儿和小儿子居然能在上海外滩遇见,姐姐还资助弟弟5元钱。那年冬季,他们又去参加步行串联。
接下来,各地开展揪斗“走资派”“夺权”“反夺权”运动,又分裂成不同的“革命派别”,直至发展到誓不两立的武装斗争。这期间,我和瑞福只能当“逍遥派”,不配参加“革命组织”,因为我们的出生不是根正苗红,历史有“污点”。我在史劳伯中学读书时,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幸好是抗战时期加入,又是“集体加入”,比其它时期加入和“单独加入”的“反动”程度轻一些,但三青团毕竟是国民党领导的反动组织,毕竟是“污点”。瑞福曾是国民党县政府财政科员,这明显是历史“污点”,但幸好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大背景下考入的(当时有个“公安八条”政策,在国民政府任科长以上的,即使是抗战时期的,也统统划为“黑五类”),而且抗战胜利后,是“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政府”而辞职,显然交待得过去。但瑞福历史上还有少年时期就读神职学校,福州柘兴海运公司跑船时期曾去过台湾等“污点”问题。同时,我大姐的儿子是个著名的“右派份子”,大姐又长期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与右派家属“同流合污”。
“武斗”期间,古田是个重灾区,县城是“夺权”派的领地,县城出口的罗华与松台两个村,成了“反夺权”派的据点。据点的山头和城内建筑社五层高楼上(当年县城最高楼),不同派别的高音喇叭分别播放着“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毛主席诗词歌曲,针锋相对。两派武斗不断升级,发展到真枪实弹,死人的事不断发生。有一个晚上,两派争夺吉祥塔塔山战斗,枪声、手榴弹声呼啸刺耳,儿女们几番趴在窗户观战,我坚决制止,生怕流弹伤人。那段时间,也上不成班,社会动荡不安,成了无政府主义,我们将3个儿女死死看管在家中,不让他们参加各种“战斗队”。
我有个表弟是农民,部队退伍军人,在“农民进城”保卫“夺权”运动中,手持一根“狼筅”(即毛竹上端部分,留着尖利的枝桠,有如狼牙棒般的武器),头戴藤帽,臂缠“赤卫队”红袖章,很是耀武扬威。他根正苗红,公干之余,来到我家门口,对准街道居委会,一声断喝:我嫩姐是手工业者出生,真正的劳动人民家庭,以后谁敢欺负他们一家,我农民赤卫队决不答应,我狼筅是不长眼睛的。这一招还挺管用,镇住了经常想歧视我们家的居委会头目。
到了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各种“审查”和“学习班”运动又开始,我经过审查,基本过关,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下,主要“促生产”去了。但瑞褔进了“学习班”,历经两个多月没有“毕业”,外面传他“问题很大”,我非常焦急,一再向他单位革委会要求,送点吃的、穿的给瑞福,终于获得批准。但想不到,瑞福见到我竟一脸不高兴,责备我不该来看他。我对瑞福态度百思不得其解,抱着满腹委屈转头回家,心想,真是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直到瑞福学习班出来,对我说了实情,我才恍然大悟。他一是不忍心看到我被学习班管理人员歧视刁难的场面,这些人把刁难人当乐事;二是担心我的探望会使他的问题复杂化。他告诉我,学习班一定要他交代福州柘兴海运公司时期跑船去台湾有“通敌”行为,他坚决不予承认,因为本来就没有的事。但他最担心的是跑船台湾时曾经看望过我的闺密木兰,当年木兰嫁给了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从南京败退到台湾。这件事如果被学习班头目知晓,那他是“跳到黄河洗不清”。幸好此事只是我们夫妻两人心悉肚明,只能守口如瓶,才可蒙混过关。他最担心的是,学习班要深挖他,成立专案组,把我也关进去审查,我毫无经验,对看望木兰一事和盘托出,如实交待,那可真是大祸临头,无药可治。
瑞福还告诉我,学习班头目讨厌他,全是因为他一句玩笑话造成:有一天,一个学员的儿子经批准来给父亲送衣服,他幽默了一句:孝子、孝子啊,你父亲孝顺你来了。引发哄堂大笑。学习班头目大发其火独臂刀客,批判瑞福:学习态度极其恶劣,死不改悔。
还有一件事令瑞福啼笑皆非,即要他交代当年如何骗取“牙齿铨”的漂亮女儿下嫁与他?他思前想后,只能说是想方设法“骗取”了岳父“牙齿铨”的信任而得逞。怎么骗取呢?一是用钱,“聘礼”用了所有积蓄100块大洋(纯属编造),二是用花言巧语惑迷了老人家。
瑞福学习班出来后,被发配到莪洋火车站工地担任售货员,工作和居住在毛竹搭盖的大棚里,生活艰苦,连大年三十也不能回家团聚。那年正月初一,我让3个儿女带上年夜饭,去30多公里外的工地看望他们父亲。儿女们借了两辆自行车,大儿子载着小儿子,女儿骑一辆,载着年夜饭。不料骑行途中,女儿摔入泥水田里,一身湿漉漉到达工地,年夜饭也泡上泥水,瑞福见到儿女寒冬腊月,又冷又饥,女儿更像一只“落汤鸡”,很是心疼,连声责备他们母亲粗枝大叶,但这件事日后也成了一家人对严寒岁月的温暖记忆。
1968年年底,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一段最高指示,推动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作为“文化大革命”先行者的“红卫兵”,一夜之间都成了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我的3个儿女全部成为“插队知青”。就在儿女们经济上最需要支持时候,瑞福在所谓的全县商业改革中被强制退职回家,时年50岁,体弱多病。他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与亲戚朋友写信都称自己为“老年失业,老无保障”。像瑞福这样被强制退职员工全县达数百人,后来不断申诉下,1975年得以落实政策,全部改为退休,才使他晚年精神压力得以缓解。
幸好我从事牙医工作以来,确实自立自强,医德和业务技术得到组织和患者认可,每次工资晋级都顺利通过,60年代初月工资达60多元(瑞福才38元),成了家庭经济支柱。也幸好儿女们懂事,在艰辛的插队劳动中吃苦耐劳,增强了体能,磨炼了意志,添加了经济收入。大儿子跟着我学习牙科技术几年,插队期间到一个公社卫生院做牙医,能够养活自己,女儿和小儿子在同一个公社大队插队务农,相互帮助,努力劳动,成绩优异。小儿子1971年在他的大队、60多名插队知青中出工率为最高,所评工分也是知青中最高之一。插队3年,几乎学会所有农活技艺,1972年被招工到宁德地区农械厂当工人,很快加入了共青团,女儿插队5年多被推荐到厦门大学读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儿子于1975年被回城当临时工。我们感觉家庭经济负担逐步减轻,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受歧视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
(六)新时代欣欣向荣
1976年金秋时节,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国上下欢呼雀跃。瑞福多年的郁闷心情得以释放八月战事。那天,他旁观庆祝十月胜利的游行队伍从大街走过,按捺不住喜跃心情,向身旁的熟人借一辆脚踏车,说,我好多年没骑了,今天要骑一骑跟上游行队伍。岂料乐极生悲,竟从车上跌下,造成大腿骨折,在床上躺了3个多月,此事后来成了一家人的笑谈。
瑞福十分关心时事政治,如果说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是什么?首先应该是关心时事政治,其次才是烟酒。他读书看报不仅成习惯,而且上瘾了,每天风雨无阻地上文化馆阅读各种报刊,自己还订阅《参考消息》和《红旗》等报刋,并形成收集资料的“剪报”爱好。
我们女儿厦大毕业后分配在省委一个部门工作磷光石幼龙,单位有内部资料《大参考》,瑞福知道后,大喜过望,为此专门下一趟福州,让女儿天天悄悄带回《大参考》阅读,读得不亦乐乎。他对我说,《大参考》是县级以上的领导才可以阅读,他能享受到这样的政治待遇(虽然是偷偷地),怎能不高兴。
瑞福喜欢与几位志趣相投的老朋友讨论研究时事政治,国际国内大事无所不感兴趣。我大姐有一位江家侄儿,解放前在福州读高级中学时,参加地下党“城工部”,后受到党内错误打击,被解除公职,回乡拉板车为生计,他与瑞福很聊得来,经常一起研判国际国内大事,逢年过节,他们往往酒逢知已,话又投机,聊得不下酒桌。他们对时事政治分析往往料事如神,比如,邓小平的复出和再次被打倒,批林批孔矛头指向周总理,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必然再次复出,等等。后来,“城工部”问题得到平反,事先他们也预测准确。只是这位老江,与瑞福一样嗜酒,70岁死于脑溢血,平反恢复公职后,日子开心,过于贪杯。
小儿子和他父亲也很聊得来,他在工厂几年,经常加班加点,每年都积攒约一个月的“补休”时间,回到家中,白天帮忙做家务,晚上和父亲聊天。瑞福斜靠床头,他坐把藤椅靠床前,两人海阔天空聊个没完。有一次,我生小儿子的气,就问他,你为什么跟你爸有那么多话说,跟我就没话说。小儿子似乎被我问住了,无话可答。
1977年邓小平复出,恢复了高考,小儿子又利用“补休”时间,回家复习功课,在“政治”科目上,瑞福还可以指导儿子。1978年,小儿子考上福建师范大学。也是这一年,女儿结婚,调回了古田,和女婿一起都在县政府部门工作,接后,外孙女、外孙出世。大儿子1981年被安排到城关卫生院牙科诊所工作。我们家庭也像劫后的国家一样,恢复了生机。
1978年9月的一天,瑞福像往常一样去文化馆读刋阅报,不料,在文化馆门前大街上,被一辆邮电工具车撞倒,造成双耳出血、脑震荡,不醒人事,经抢救脱离危险。但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从此,羸弱的身体更是元气大伤,衰老现象明显加快,饭量更小,心肺功能减弱,哮喘频发,但他仍戒不掉吸烟习惯。虽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心情却是舒畅的。
1981年下半年,瑞福又因心肺功能衰弱住进医院,他担心去日无多,写信给读大学的小儿子,让他实习结束后回家一趟,以慰思念(当时大儿子和女儿一家都在古田)。小儿子回来看望后,他病情有所减轻,出了医院。1982年春节过后,他又一次感到去日无多,对即将离家上学的小儿子及其未婚妻说:这次分别,恐怕等不到唐颐夏天毕业了。不想一言成懺,1982年3月1日,瑞福永远闭上了双眼,时年63岁。
我与瑞福婚后生活38年,到今年(2017年),他先我而去已35年。这35年,我们家和国家一样,不断欣欣向荣,我常对儿女们说,可惜你们父亲走得太早了,没有过上儿孙们孝顺的享福日子。我回顾自己一生,做人家女儿时,没怎么享福,做人家老婆时,也没怎么享福,到了做人家母亲、婆婆、岳母、奶奶、外婆、大奶奶、大外婆之后,不断地享福。我真的心满意足了。
如果上帝让我活到100岁,那么,瑞福不在我身边的日子将超过我们俩婚后在一起的日子,不知瑞福是否等急了。
再耐心等等,瑞福。我不能辜负上帝和儿女、孙辈、曾孙辈让我活到100岁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