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⑥ 我和我的丈夫(中) 母亲自传-三游斋老夫
我和我的丈夫
母亲口述 唐颐整理
中篇
(三)失业无业的困顿
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兵慌马乱,担惊受怕,民生凋蔽,生活困顿,是一条规律。
古田解放前夕,有一队党溃败之军突然进入县城,我当时带着2岁的儿子住在爹爹嬷嬷家中。那天,有10多个国民党兵强行驻扎进我们家,占领了厅堂和两厢的主卧室,杀了家中的几只老母鸡,打开爹爹自釀的一坛黄酒,大嚼大喝一通。我们全家战战兢兢,我突然想起厢房的抽屉里放着一枚金戒指,担心被乱军顺手牵羊,就告诉了嬷嬷,不料,我们母女对话被一个当官模样的听见,他说,你们放心,我们不会拿这些东西,当兵打仗,生死有命,钱财皆乃身外之物,我们就是吃肉、喝酒,睡个好觉,也没有钱付你们账,打扰了。两天后,乱军出城,我赶忙回主卧,打开抽屉一看乐至黑山羊,金戒指果然安然无恙。
瑞福在福州听到古田兵慌马乱传闻,当即辞去柘兴海运公司的职位,赶回家中。他对我说,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势不可挡,新旧交替之际,战乱不可避免,在这紧要关头,我一定要和最亲的人在一起,生死与共。1949年6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轻而易举进城,古田县宣布解放,并没有发生预想中的激烈战斗。
接后不久,8月17日,福州宣布解放。瑞福对我说,现在福州安定,我可回去继续工作。但他回福州,原来公司的职位已被人顶替,他哥哥的货轮也遭变故,想重操旧业已成泡影,瑞福只好重新寻找职业,但又谈何容易。接后近三年的日子里,他到处打短工,飘泊不定,经济捉襟见肘,无以养家,幸好爹爹嬷嬷罩着我们母子,但我心中惭愧。
1950年10月,我们女儿出世,瑞福没有陪在身边,只写信告知,为之取名“幼舜”。半年之后,一位亲戚从古田下福州,告诉瑞福,他的女儿长得如何漂亮和可爱。瑞福又写信,让我拍一张女儿相片寄与他,以解思念之苦。我当时带着一双儿女,白吃白住在娘家,哪里还舍得掏钱为女儿拍照。此事终成一件憾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用人之际,我又有初中毕业文凭,这在当时算文化程度蛮高的,有许多机会找工作。女儿快周岁时,我应聘县政府派到街道的工作人员一职,很快得到录取,十分高兴,就把女儿抱到大姐家中请她照看,5岁的儿子让嬷嬷照看。但上班没几日,爹爹又发威,不准大姐帮我带孩子,让我上不成班。爹爹的旧脑筋十分固执,就是认为女子在家相夫教子为正道。他还说,只要我有吃的,就饿不了你们母子。这件事之后,爹爹让我写信给瑞福,劝他不必漂泊在福州找工作、打短工,可回到古田摆摊,做个小商贩,还可兼职做一些公司和商铺的会计工作。一家人团聚一起,比什么都强。
瑞福听从了爹爹意见,回到古田,就在爹爹牙科诊所门口摆起日用百货摊位。因为他有财务专长,很快有两家公司聘用他为会计,一家付月工资20元,另一家8元,加上摆摊的收入,生活虽然清贫,但还可以维持生计,最重要的团聚在古田,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瑞福认为,新中国体力劳动者最光荣,也最受社会尊重。他必须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改造成光荣的体力劳动者。从事体力劳动,首先必须增强身体素质,那就先从挑水锻炼开始。
古田旧城有“三多”:水井多、宫庙多、白鹭多。大街小巷共计20多口水井,供给全城生活用水,此外,也有不少人到剑溪挑溪水饮用。在我印象中,位于三保街吉祥寺前的吉祥井水质最好,该井宋代建寺时所凿,井水清冽绵醇,用于发豆芽和制豆腐特别好吃。此外还有一保玄帝巷的八角井、一保打铁巷的圆井、二保佑圣宫边的佑圣井,等等,许多青石围砌的井口,都被吊水的棕绳摩擦成条条道道坑槽,有的坑糟深度达二、三厘米。
每家每户都备有挑水用的大木桶和吊水用的小木桶。瑞福这次是下本钱了,专门到五金店订购了一个洋铁桶,用于吊水,我曾对他说,你那白花花的洋铁桶,挂在“竹甲”头(毛竹扁担),穿城而过,有点招摇。他告诉我实情,用小木桶往深井里吊水,像老把式一样,手一抖绳子,吊桶就一个倒栽葱,舀满一桶水,太难学了,非一日之功,小铁桶自身重,不必学吊水的手艺,科学能解决的问题,要尽量使用科学。他干劲十足,接连挑了几天的水,挑水的姿势也越来越好,正洋洋自得时,却累得吐了口血。我十分紧张,陪他上医院就诊,才知道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病,难怪我新婚期间下福州,他嫂嫂悄悄问我,瑞福现在还咳血吗?我答:从来没有,当时感到纳闷,怎么会问这样的话,现在恍然大悟,原来瑞福一直隐瞒病史,挑水劳累使旧病复发,他只得承认。肺结核病最经不起劳累,这次教训使他以后再也不敢尝试体力劳动了。
1953年农历3月,我们小儿子出生。我生大儿子和女儿时,瑞福均不在身边,这次我从怀孕到分勉,他一直和我在一起。瑞福为孩子取名“尧、舜”,我曾问他,这乃古代皇帝名字,是不是太大了,承受不起?他说,前面加上“幼”字,即“小”的意思,不会太大。尧舜禹是一代明君,希望孩子们生活在明君时代。小儿子的名字,本应名“幼禹”,但这两个字在古田方言中的读音感觉很女性,瑞福犹豫之时,适逢我的外甥江年绥(大姐独子)从北京回来度假,他是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学识渊博,口才极好,他说北京有个颐和园,“颐”字很好,有长寿、笑脸、颐神养性等意,何不取名“唐颐”。我们都觉甚好,就采纳了。
小儿子周岁时,瑞福的姐姐来信,说她近来卧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很想念弟弟一家,希望能拍一张全家福寄给她,予以安慰。瑞福即刻带领我们全家到照相馆,拍下我们全家最早的一张全家福。时年瑞福33岁,我32岁,大儿子7岁,女儿4岁。我抱在手上,留着长头发的是小儿子。
相片寄到福州不久,瑞福姐姐便病逝,病榻上她曾捧着相片祈福弟弟一家平平安安。她的亲情举动为我们一家留下一张最早的、异常珍贵的全家福。
(四)新社会劳力舒心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鲜事物不断涌现。1956年全国工商界公私合营运动如火如荼,古田也全面开展,县里成立了百货公司,瑞福作为日用品的小商贩,也就成了百货公司的一名职员,并根据他的特长,被委任以公司会计一职。
我发现进公司后,瑞福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虽然仅从收入来讲,会计一职的薪水并不比他摆摊和兼职时多,但他认为从此是有单位的人,政治和经济生活有了安全和固定的保障超级虫洞。他曾对我说,新中国要建立公有制体系,共产党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最公道的执政党。公私合营只是个过渡阶段,对资本家采取怀柔政策,让他们拿定息,以后要在劳动中让他们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本来就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是最大的受益者。
从此,瑞福脱掉了象征旧社会的西装和长衫,经常穿着一身中山装,右上口袋插上一支或两支钢笔,骑着单位配发的自行车,白天穿梭于县城各家百货店铺中,核对账目,收缴钱钞,晚上加班做报表,忙得不亦乐乎。那时,中山装是国家人员的标准服装,钢笔是有知识、有文化人的标志,自行车更是公家人地位的象征,不亚于现在的小轿车。我儿女的记忆中,年少时都坐过父亲自行车的前杠或后座,穿行于县城大街上,引来同学们羡慕眼光,风光无限。
于是闲暇时,瑞福喝上二两黄酒,吸着香烟,哼着闽剧小曲,乐哉悠哉。瑞福好酒是在跑船时期染上的,吸烟习惯则是我认识他起便有,当时吸烟似乎很时尚,我们拍婚纱照,有一张相片,他西装革履,左手指还夹着一颗香烟。这样的婚纱照按现代审美观,实在有些滑稽,但在当时却是一张时髦相片(可惜“破四旧”了)。
海上漂泊,经年累月,寂寞难耐,烟酒为伴可以理解,所以就愈演愈烈。进入安定的陆上生活后,瑞福多次表示戒烟少酒,也曾下很大决心戒烟,但都功亏一匮。瑞福一生喝的是低档酒,吸的是劣质烟,儿女们也曾给他买过稍好一些的烟,他竟拿去换成“经济牌”香烟(六、七十年代价格最低的烟,一盒9分钱),还说是长期吸这种牌子的烟,口味习惯了,换个牌子,吸不来,其实是节俭使然。
瑞福作为福州人,自小喜欢闽剧,当年古田闽剧团编剧老林也是福州人,和瑞褔是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切磋吟唱。所以,只要瑞福心情愉悦,一定哼唱闽剧曲调。公私合营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我们工作生活较为舒心的一段岁月,也是瑞福哼唱小曲最多的时候。
工商界公私合营运动不久,卫生医疗界也开始,全县牙医成立联合诊所,归属城关保健院。爹爹是古田头牌牙医,按规定,可以带一名助手进入联合诊所,我便要求爹爹带我入诊所,起初爹爹不同意,还是瑞福一番话说动了他。瑞福说,第一,月月(我小名)从小在您牙科诊所长大,您工作?忙时常让她打下手,她长期耳闻目濡,担任助理完全合格;第二,我们儿女都长大了,她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且她有文化、肯吃苦,学习掌握牙医技术一定很快;第三,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她参加工作,就成了有单位的人,以后生活更有保障,我也可以分担一些家务,支持她工作。于是,爹爹终于同意带我就进入牙科联合诊所。
我想不到自小的愿望——成为一名职业女性,自立自强,到了34岁(为了顺利参加工作,我将年龄改为29岁)这一年还能实现。我衷心感谢党的公私合营政策,感谢爹爹和瑞福。
从此,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就像当年废寝忘食补习英文一样劲头,脏活累活抢得做,每天上班第一个进诊所,下班最后一个离开。平时认真跟着爹爹学艺实践,业余时间努力学习专业书籍,还报名参加了保健院的几次培训。一年后,我如期转为正式职工;两三年后,我成了牙科诊所的骨干医生,在治疗牙病上颇有专攻;之后的每次晋级加薪,我皆榜上有名。
回想建国初期直至“文革”前的工作与生活,确实属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有理想,胸中有激情,工作繁忙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居家简陋但心情舒畅。
1958年,国家重点工程古田溪水电站蓄水发电,作为千年古邑的古田县城被淹没水中,4万多名父老乡亲移民新城,在“舍小家为国家”的口号下,搬迁到因陋就简的新居。我们整个“家”仅靠几辆板车拉到新城,我们一家连同嬷嬷、大姐共7口人,最初才安排一个房间,我只好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作寄宿生,即使这样,瑞福和我的工作一天也没耽误。
那时候的人真是单纯。全民炼钢的年代达到了狂热程度,我们保健院也建了个土高炉,医护人员白天上班,晚上炼钢。没有煤,就上山砍树烧炭;没有砖头垒高炉,就去挖掘古墓青砖;没有铁矿石,就砸锅献铁,各家各户捐献家中铁物件,比如鼎锅、铁钳、菜刀、锄头等等,我也把家中的两口鼎锅捐献出一口。忙了几个月,总算炼出了几块“钢铁”,全院职工敲锣打鼓,用板车拉着向县委和人委(即人民委员会,相当于县政府)报喜。
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有一段时间,“全民动手除四害”,“四害”指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麻雀成了四害之一,据说是祸害庄稼,与人民抢口粮,把它消灭了,还可以给人民改善生活。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连小学生都积极参加,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每个家庭甚至每个学生都有任务,我的大儿子学会了“掏窝”捕鼠,成绩优异,将老鼠尾已串成一串交到学校,受到表扬。他回家告诉我们一件事,让全家人印象深刻,说是一个同学将一条大老鼠的尾巴剪成两条,尽管将一端剪得细细的,还是被揭发了,本来那个同学这一批要加入少先队,现在被取消资格了。
记得县城搬迁不久,我每个星期天都加班,还得起早摸黑,来回步行20多里路程搜美网,到古田溪水电站为工人们治疗牙病。我站着工作一天10个小时,腰酸背疼的,但工人们非常欢迎我,我虽劳累却舒心。水电站还用大红纸写了表扬信,送到我单位,让我感到莫大的荣誉。
那时候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我曾和保健院的3位女同事一起照了一张身着工装裤的相片。相当长一段时间,“列宁装”和工装裤成为职业女性最流行服装呱呱学车,列宁装的式样为西装大开领,双排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种“苏联式”衣服既形式新颖又代表思想进步,一时成为党和政府机关女干部典型服式。我们医护人员不是国家干部,不好意思穿列宁装,但穿工装也成为一种荣耀,因为工人阶级地位最高。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穿着感觉精气神十足。
(左上是母亲)
那时候的医患关系十分融洽。有一次,我替一位农村妇女拔牙,由于她个人特质问题,出血不止,用了许多常规办法均无效,还好使用了草药单方止住了血。那位妇女千恩万谢,从此和我成了亲戚,时不时提着番薯、芋头到我家走亲戚。记得一个初秋深夜,她来敲门,说进城办事,要在我家留宿,我只好让瑞福起床,去大姐一个简陋的杂物间睡地板,腾出铺位给客人。次日清早,我赶着陪那位“亲戚”出门办事,顺手把房门锁上,吴正元没想到瑞福穿着内衣出门,外衣挂在房间,没带钥匙,进不得门,只好在杂物间找出一件冬季用的马褂,胡乱穿着去上班。中午,我到他单位食堂吃饭,见他如此装束,不禁失声而笑。瑞福夲来满腔怨气,此时更是火冒三丈,数落了我一通。我自知理亏,赶紧扒了几口饭,放下筷子就溜走。不料晚上回到家中,瑞福主动向我承认错误,说今天单位许多同事知道事情原委,都批评他大男子主义,说我医德好、技术精,待患者如亲人,性格温柔,脾气又好,骂不还口,应该向我负荆请罪。
即使六十年代初喀嚓鱼官网,面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单位的同志们仍然勒紧裤腰袋,努力工作。那几年,大家最大的追求和享受就是吃饱肚子,逢年过节能吃上几块猪肉,是最高兴的事,最难熬的是饿肚子。我印象深刻有两件小事,一件是大儿子当时十三四岁,饭量大,在食堂吃饭时都是夜归人,瑞福经常给他买一份隔餐饭,为什么呢丛林女超人?因为3两或4两的定量大米,放入竹罐中蒸末世竞技场,隔餐的米饭蒸了两次,使竹罐中定量不变的米饭,视觉和食觉上都明显增多,也就耐饥了。还有一件事,小儿子寄宿在学校,有一天回家,缠着哥哥说肚子饿,要哥哥去拿几块番薯干给他吃村嶋孟,否则不去幼儿园,后来我听说了心里难受好久。
但总体上我们家庭口粮缺口不大,这首先要归功于嬷嬷和瑞楅,因为他们两人一贯饭量小,每月24斤和28斤的粮食定量吃不完,就贡献到其他家庭成员中去。还有,在最困难时候46亿年物语,南洋三姐突然邮寄几罐麦片罐头回国,原来她在马来西亚听说中国发生大灾荒,饿死不少人,便千方百计打听到我们住址。后来连续寄了几次食品,说是孝顺嬷嬷,但老人家几乎都让我们儿女享用了。
那时候社会风气比较好,大家都不敢占公家便宜。有一次,一个新的牙科诊所开业,就我和一名男医生被派到新诊所,上级指定男医生为负责人,他花公家钱买几条毛巾和几副挂锁,作为诊所公用,又让我带一条毛巾和一副挂锁回家,作为福利。我将此事告诉瑞福,瑞福严肃地批评我糊涂,说这性质就是侵吞公物,吓得我第二天赶忙送回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