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十期——集宁团团带你读 青春读书会-集宁区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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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神秘人物继续为你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大家能听出你偶像的声音吗?
陶海粟为大家讲述了习近平被大学录取之后的事情。
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1973年,习近平和延川县北京知青雷平生(左一)、陶海粟(右二)、雷榕生(右一)在延川。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控很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晚间800,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大学各年级都成立了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
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决定到正定工作。对于他当时去基层的原因,陶海粟这样说到:
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七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黄婉佩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了三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王燕生是北京市人大附中的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
回忆起知青们在农村解决个人卫生问题的故事时,王燕生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苏城空难,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卫生问题解决了,那么知青们又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的呢?王燕生说,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汤原天气预报,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 那么当年知青们在梁家河是怎样劳动的呢?
北京知青用连枷打麦子。
王燕生说,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崔冠可,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江湖有鱼,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王燕生说,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大玩主之地殇。
北京知青在排练节目。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黑立德,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王燕生回忆说,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呀!”
在前几期的朗读中,我们讲述了青年习近平在农村过“四关”的故事。有人说,这四关里最难过的当属第四关,那么第四关是什么呢?青年习近平又是怎样过这一关的呢?请听下期朗读。
好了,小伙伴们,我们下期见。
来源:靠谱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