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尊明”到“奉清”》(繁体精装本)出版 导师新著-明清史研究辑刊
孙卫国教授著《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列入台大哈佛燕京丛书,于本月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
【简介】
一部近三百年的清韩宗藩关系史,
正是朝鲜王朝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的演变史。
公元1637年,历经南汉山城盟约之后,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国,双方关系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秉承“尊华攘夷”儒家观念的朝鲜,在明、清朝代更迭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只认同明朝为中华,把清朝视作夷狄,且自称“小中华”。这种思想的交锋如何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以及,朝鲜又如何在“北学派”兴起后,逐步改变对清朝的看法?
本书是作者十余年来清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荟萃之作。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八章,将政治史、思想史与外交史结合起来,选取一些关键性专题,如“小中华”思想、箕子崇拜、关王庙、“复仇雪耻”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等,共时性地揭示了朝鲜对清观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的演变。
下编六章,以朝鲜燕行使洪大容、“北学派”人士、洪良浩、李尚迪、朴珪寿、金允植等与清人交往的情况,历时性地考察朝鲜对清观的嬗变。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朝鲜长期坚守“尊明”理念;随着现实的变化,朝鲜渐渐将“贬清”变成了“奉清”,近代仰仗清朝去对抗西方与日本的侵扰,正是典型的体现。
【作者简介】
孙卫国
1998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访问教授。曾任韩国高丽大学、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明清史。主要著作有《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王世贞史学研究》;译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世鉴:中国传统史学》;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合著《康熙皇帝大传》等书。
【绪论】(摘录)
本书缘起与旨趣
2007年,本人所著《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一书得以出版,上文已提及。此书乃是本人在香港科大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初稿完成于2001年元月,2003年春将修改稿交给出版社,历经波折姚中仁,一直等到2007年十一月才最终正式出版。在等待出版过程中,本人于2004年七月,申请到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题为《清代中朝学术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博士论文论题中心,是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实际上关注朝鲜王朝在臣服清朝最初百余年内,政治与军事上,朝鲜虽不得不臣服清朝,但文化心态上以“尊明”旗号,抗拒清朝的影响,故而核心是朝鲜王朝的“尊明反清”问题。事实上,在近三百年清代中朝关系史上,清朝向朝鲜不断施恩,采用德化政策,朝鲜一点点放松思想,慢慢被“感化”。在这个过程中,朝鲜思想界出现了许多争论与抗拒,但最终随着洪大容的燕行,以及他与浙江三士交往的传奇,在朝鲜士人中间广泛传颂,成为朝鲜燕行使不断效仿的榜样,终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中朝学人的大交往时代。探讨这种关系的变化以及彼此交往的情形,正是本人所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核心问题所在念故乡简谱。2008年又申请到复旦大学985二期研究项目《清乾嘉学派对朝鲜北学派的影响与交流研究》,赵c也是社科基金项目相关的部分。2012年,社科基金项目已经结项,本书即是在结项报告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而成的,乃是着重探讨朝鲜从“尊明反清”如何过渡到“尊明奉清”,以及乾嘉以后两国学人彼此交往情形的演变。或许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视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的姊妹篇吧。
本书乃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而形成的,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面面观”,共八章,多重层面讨论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演变。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是近年来中韩学术界研究中朝关系史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是阐释清代中朝关系演变的关键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词何时出现、思想的内涵与演变如何,在中外学术界并未有十分明确的论定。依笔者考证,“小中华”一词,最初是统一新罗时期,由佛教创立。宋代时期,就已经被中朝双方广泛接纳,宋朝将接待高丽使臣的馆舍命名为“小中华馆”,高丽也以“小中华”自居,但是其思想上的内涵还很模糊。朝鲜王朝时期,随着性理学的发展,与对明朝政治上的臣服和文化上的皈依,“慕华”成为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根本。而朝鲜王朝后期被迫成为清朝的藩国,政治上与军事上的被迫臣服,性理学对政治的影响以及现实利益的考虑,“尊攘”思想、即“尊周思明”、“尊明攘清”成为朝鲜后期“小中华”思想的核心,因此左右着朝鲜后期对清意识的发展。故而本书以《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作为第一章,为全书论述奠定基础。
接着两章《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塑造》、《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选取两个重要问题:朝鲜王朝箕子崇拜与关王崇拜,亦是与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朝鲜王朝初期,朝鲜认同明朝是中华,并把朱元璋赐李成桂国号朝鲜,比附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因而有明一代,朝鲜王朝一直信奉箕子朝鲜。不仅祭祀箕子,编修有关箕子朝鲜的史书,还有人自认为箕子的后人。与此同时,对于始祖檀君传说,则多斥之为荒谬不经。随着历史变迁,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朝鲜自认为保存“中华”一脉,视清朝为夷狄,自主意识增强,檀君信仰渐渐有所恢复。而近代以后,随着大韩帝国日渐衰落,并最终被日本吞并,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檀君最终取代箕子,成为韩国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象征。在分析这一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对于历史与传说的选择谢德庆,真正历史面目并不重要,而是后人认同的需要,决定着大韩民族对于根基历史的认识。朝鲜的关王崇拜,乃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8),明朝将士传入朝鲜半岛的,当时明朝将领建立了数处关王庙。战争结束后,明朝将领撤归,朝鲜半岛上的关王庙一度荒废,后来随着朝鲜崇明反清思想的弥漫,朝鲜半岛上的关王庙崇拜,被朝鲜君臣接纳为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国王从显宗开始,不断去参拜关王庙,并渐渐将明朝遗留下来的关王崇拜,纳入朝鲜王朝自身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关王庙崇拜之中,不断“刻上”韩国的标志,最终成为韩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两章从思想史层面,探究朝鲜王朝“中华思想”内涵,实际上关注的核心论题是,朝鲜王朝对清的认同问题。
第四、五两章《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和《清朝对朝鲜王朝宗藩政策的演变》,回到清韩关系史具体问题上,从清朝角度来讨论彼此关系的演变。尽管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学术界大多注重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研究,很少从思想史层面进行讨论。本专题关注政治层面问题的同时,更注意从思想与认同层面,去探讨双边关系的特质。无论是探讨萨尔浒之战和清入关前后与朝鲜关系的变化历程,还是在随后二百多年双边关系的演变,都将彼此认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而且既考虑清朝对朝鲜宗藩政策的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又从朝鲜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其文化心态上的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研究,使我们能更加把握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独特之处。这两章乃是将政治史、军事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的一种尝试,从多重视角,试图揭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第六、七两章《清初朝鲜之“复仇雪耻”理念》、《从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鲜王朝尊明贬清文化心态》。朝鲜王朝成为清朝藩国以后,长期以来有“尊明反清”的思想情绪,暗中进行崇明反清的活动,国王在昌德宫中建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朝鲜儒林在万东庙、明遗民后裔在大统庙分别崇祀明朝皇帝。在朝鲜暗中崇祀明朝活动之同时,对于清朝,儒林之中更有着一种强烈的“复仇雪耻”理念,瀰漫着相当长的时期,第六章讨论这种“复仇雪耻”理念及其演变的历程,这既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双边认同层面上。第七章,透过阐释1667年朝鲜对待台湾郑氏95位漂流人态度的变化,细致分析这一个案,考察朝鲜士人崇明贬清的文化心态。这两章表面上看,重在讨论朝鲜王朝之“尊明”问题,但只限于口头上的讨论,遇到现实问题,不得不行“奉清”之实。“尊明”是朝鲜后半期思想意识的主流,似乎成为官方与士人意识中的底色。“贬清”则是与之相辅相成的另一面,但是当面对现实问题时,则有很多变化。1667年,时为康熙八年,林寅观等95人被送往辽东的事件,正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是朝鲜首次真切地感受到南明的存在,看到95位穿着明朝的服装来自台湾的商人,带着南明永历的历书,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慰藉。从义理上考虑,从“尊明”的思想上着想,朝鲜理应将95人送还台湾或者送到日本,给他们一条生路。但是经不住现实的考虑,采取“奉清”的行动,最终将他们送到辽东。但传来全被处死的消息时,朝鲜君臣又陷入痛苦之中,最终采取各种办法,试图弥补内心的创伤。
第八章《朝鲜王朝对清观之演变》,则梳理朝鲜王朝从臣服清朝以后,一直到最终被日本吞并,近三百年的时间中,朝鲜王朝对清朝称谓用词的变化,考察其对清文化心态的演变,进而呈现清代中朝关系亲疏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根源。从最初称“清国”,用“胡”、“虏”等带有贬抑性的词汇,指代清人,到“北学派”人士肯定清朝掌握“周官旧制”,应该向清朝学习“利用厚生”之学,逐渐发生了改变。近代则一改原来的用词,同明朝一样,也称清朝为“中国”,抑或称“大清”,表达一种尊崇之意。这种对清用词的变化,恰恰体现了朝鲜对清意识,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的演变。
可见,上编关注的重心,乃从思想史与文化认同层面,抓住一些关键问题,共时性地考察朝鲜王朝中华观与对清观问题。其间有激烈的交锋与碰撞,以多重视角,试图说明朝鲜中华观对其“尊明反清”与“尊明奉清”思想的影响,并以箕子朝鲜与檀君朝鲜尊崇的消长,对关王崇拜由漠视到热衷的变化,朝鲜王朝对清称谓用词的变化等方面,揭示朝鲜王朝对清认同的演变。
下编“燕行使视野下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共六章,选取洪大容以后六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梳理清乾嘉以后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演变及其特征。清代中朝学术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使行往来,其实,在1765年洪大容来中国之前,尽管每年朝鲜都有数批使臣前来北京,但因为他们一直奉行“尊明反清”的思想,不愿与清朝人交往,加上清初对朝鲜的控制也比较严,最初他们到北京后也没有活动的自由,故而真正的学术交往并没有展开。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随叔父到了北京,他生平一直很想与清朝学人交往,终于在琉璃厂邂逅了来京参加会试的浙江举人严诚(1732-1767)、潘庭筠(1742-?)和陆飞(1719-?)三人,一见如故。在北京随后一个多月中,相聚七次,倾情相交,结下了生死情谊,从此开创了朝鲜学人与清朝学人交往的先声,也打开了清代中朝学术文化交流史的大门。《“北学”先驱洪大容与浙江三士》,正是详细分析了洪大容与清朝三士交往的经过、相互讨论的学术问题、离别的情感及其深远的影响。洪大容个人的意愿恰好契合了时代的需要,也从此打开了朝鲜燕行使与清朝士人交往的大门,开启了一个新的交往时代。这种交往的不断发展,显示着双边关系的日益紧密,历时性地显示着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转变。
《从〈韩客巾衍集〉之西传看“北学派”与清人之交往》,则是在洪大容回国以后,朝鲜青年士人李德懋、朴齐家(1750-1805)、柳得恭(1748-1807)、李书九沿着洪大容的足迹,积极主动与清朝士人交往。他们的诗词合编《韩客巾衍集》,让柳琴带到北京,从此以诗会友,结识李调元(1734-1802)、潘庭筠等清朝学人。本章就集中讨论《韩客巾衍集》传入清朝的经过及其影响,并论及随后朝鲜“北学派”人士与清朝学人的交往,从此开创了一个大交往的时代。因为有关朝鲜王朝“北学派”的研究,在中韩学术界都有非常丰富的成果,本文以《韩客巾衍集》的西传为研究对象,既避开直接研究“北学派”的相关人士,同时又关注到其影响,乃一种有意识的考虑。洪大容是一个人,“北学派”则是一群人;一个人的行动,带动着一群人的跟随,并从此成为一股潮流。
随后四章,则分别讨论洪良浩(1724-1802)与纪昀(1724-1805)、李尚迪与张曜孙(1807-1862)、朴珪寿(1807-1877)与清咸同士人的交往,以及领选使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对朝鲜近代洋务的影响,尽管时代有所不同,但是中朝士人交往的热潮则越来越烈,这六个个案,各具代表性。洪大容是个随行子弟宝宝太嚣张,“北学派”也是一群下层的使行人员,他们交往的清人也多是中下层官吏与士人。洪良浩则是正使,纪昀是大学士,他们两人的交往,显示朝鲜燕行使与清朝官员全方位交往的展开,他们情感交融,彼此认同,相互珍惜,进入同一个“情”的世界。李尚迪作为朝鲜译官,十二次来华,他既与以张曜孙为代表的清朝士人团体有亲密的交往;同时,他也被张曜孙家族接纳,他也接纳张曜孙家族蘑菇人方吉,成为家族共同的朋友,友情又似乎加上了亲情的成分。朴珪寿与金允植师徒,是朝鲜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面对着西方列强与日本的侵扰,他们受命西来,寻求解决之道。朴珪寿出发之前,国王竟然叮嘱他应该尽可能利用与清人的交往,多方打听西洋的情况。朴珪寿在北京期间,多方与清朝士人交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当他看到以明神宗母亲为对象而画的九莲菩萨像破败不堪时,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尊明”情感。经过多年努力,他寄回五十两银子,让清朝友人代为重新装裱,以便寻求内心的慰藉。可见,即便在近代,“奉清”已被广为接受,但“尊明”从未走远,只是深埋在朝显士人内心深处。金允植在天津一年,在李鸿章等清朝洋务派人士的耳提面命之下,学习洋务,回国后,在朝鲜推行洋务,成为朝鲜近代转型的重要人物。而在此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金允植当即向清朝请兵,在清朝的干预下红鳞蒲桃,最终将政变平息。因此,当面对西方与日本的侵扰时,清朝又是朝鲜仰仗的“上国”,成为朝鲜的庇荫。
因此,上编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将政治史、外交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以专题问题为切入对象,试图从几个方面,宏观呈现朝鲜王朝对清观的演变情况。下编选取六个燕行使为研究对象,历时性地解剖朝鲜王朝对清观的嬗变。二者彼此关照,自成体系。因为本书并非通论性的著作,而是围绕朝鲜王朝对清意识演变这个主题,从不同的专题上进行论述。故而有些问题,例如宗系辩诬问题与阳明学的传入问题,皆未涉及,因为本书意不在全面探讨清代中朝关系史,而这两个主题与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关系也并不紧密,故存而不论。至于壬辰战争问题,本书虽未有专论,但是多章关注到了,壬辰战争主要是明代中朝关系史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清代中朝关系,虽有影响,亦可存而不论。本书乃是接着《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有关朝鲜“尊明”问题,前者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论题,例如大报坛的问题,在前书中已有系统的探讨,本书不再赘述。尽管在思想史的层面上,因为性理学的支配,即便到了朝鲜王朝末期,朝鲜士人都没有完全放弃“贬清”的意识,但在实际层面上,尤其是朝鲜王朝官方意识中,确实实现了由“尊明贬清”过渡到“尊明奉清”的转变。这样的认识,可以深化我们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理解。这正是本书撰著的旨趣。
【目录】
绪论
上编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面面观
第一章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
一、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渊源
二、“慕华”乃朝鲜王朝前期“小中华”思想的根本
三、“尊攘”乃朝鲜后期“小中华”思想的内核
第二章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塑造
一、箕子朝鲜与明朝之赐国号
二、箕子朝鲜历史之建构与箕子崇拜
三、箕子对朝鲜半岛教化之功
四、箕子认同之消亡与檀君信仰之勃兴
第三章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
一、朝鲜王朝对关羽的了解与《三国演义》东传之影响
二、关王庙之创建与朝鲜君臣的态度
三、朝鲜关王庙之复兴与关王崇拜之弘扬
四、朝鲜关王庙演变之原因及其象征意义
第四章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二、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后金态度的转变
三、两征朝鲜与清韩宗藩关系的确立
第五章清朝对朝鲜王朝宗藩政策的演变
一、高压政策的原因与表现
二、德化政策之实施:释放人质与减免岁贡
三、严格控制清朝使节与优礼朝鲜使臣和国王
第六章清初朝鲜之“复雠雪耻”理念
一、朝鲜倡导“复雠雪耻”的理论基础
二、宋时烈复雠雪耻的主张
三、朝中党争与“复雠雪耻”理念的分歧与变化
第七章从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鲜王朝之尊明贬清文化心态
一、相关资料与漂流人概况
二、漂流人与台湾郑氏政权的关系及其眼中的永历政权
三、义理的考虑与现实的抉择
四、朝鲜对台湾漂流人政策的改变与正祖之恩恤
第八章朝鲜王朝对清观之演变
一、“清国”之称与反清意识
二、“周官旧制”与“北学”思想
三、“大清”与“中国”:近代朝鲜的对清观
下编燕行使视野下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
引言
第九章“北学”先驱洪大容与浙江三士
一、洪大容燕京之行
二、洪大容与清朝三士之交往与学术交流
三、湛轩归国与严诚之死
第十章从《韩客巾衍集》之西传看“北学派”与清人之交往
一、《韩客巾衍集》之西传清朝
二、李德懋与李调元、潘庭筠之交往
三、朴齐家与李调元、潘庭筠之交往
四、柳得恭、李书九与李调元、潘庭筠之交往
五、《韩客巾衍集》西传清朝之影响与意义
第十一章乾嘉“领袖”纪昀与朝鲜正使洪良浩之情意世界
一、纪昀与洪良浩之初识
二、往来书函与学术探讨
三、互赠之礼物及其文化意蕴
四、洪良浩之北学思想及其与纪昀交往之关系
第十二章道咸间朝鲜通译李尚迪与张曜孙家族之交往
一、张曜孙家世及其与李尚迪之初识
二、李尚迪与以张曜孙为代表的清士人群体之交谊
三、张曜孙南下及其家族与李尚迪之交谊
四、李尚迪与张曜孙等清人交往之心态
第十三章从朴珪寿两次燕行看朝鲜近代思想的转向
一、朴珪寿两次燕行及其与清人之交游
二、祭拜顾祠与朴珪寿对顾炎武之认识
三、重装《九莲菩萨像》与朴珪寿的对明情感
四、使行间对西洋的关注与朴珪寿思想的转变
第十四章领选使金允植天津之行与朝鲜近代洋务活动之展开
一、金允植天津之行的历史背景
二、金允植与李鸿章等之笔谈内容
三、金允植与壬午兵变
四、金允植与朝鲜洋务活动的展开
结语文化交流视野下朝鲜对清意识的嬗变
附表目录
参考文献与征引书目
后记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