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在文学上有何成就? 文-一个语文老师的自我修养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杰作。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是世界文库中的瑰宝。《史记》的文学成就表现在众多的方面,这里约举三点,稍加阐述。
一、《史记》为开创我国的传记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首先,史记创立了以描摹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奠定了基础。在《史记》之前,对于人物行的叙,由于体裁的限制而零碎分散,极不系统。以伍子胥为例,《国语》仅记录了他谏吴王夫差的言论,《战国策》记载了他逃出昭关,行乞吴市一事。《左传》记载较多,但把伍子胥的事迹同与他无关的事迹,夹杂在一起编年纪录,因此,既不连贯,又不集中,不仅材料不完整,而且头尾不相照应。至于《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淮南子》等等,取材多寡虽各不同,都为阐明作者的论点服务,目的不在于传“人”。然而马迁重视人的作用,以人物为历史的主体,为历史人物作传。《史记·伍子胥列传》即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伍子胥,集中有关题材系统完整地描叙了伍子胥的一生,成功地“传畸人于千秋”。清赵翼《陔余丛考》说:“史记列传叙事,古人所无。”“汉时所得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因之戴相龙。”他客观评述了司迁开创纪传体的功绩,而这一体裁又为传记文学奠定了础。
其次,摹写典型的历史人物,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康庄大道。为历史人物作传末法王座,不象寓言、小说可以虚构创作,而必须受客观历史事实的制约。但又不能一切照抄照搬生活现象。司马迁写传,旨在“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总结历史教训,揭露腐朽黑暗,针砭当世。因此,不论是所写的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经过审慎的选择。这里既有历史家的科学精神,又有文学家的惨淡经营。如伍举的史料,在经传中不少于伍子胥,但是他的遭遇不及伍子胥典型所以司马迁不作伍举列传,而为他的孙子伍子胥立传。在传中,迁根据伍子胥的性格特点,甄选题材黎城贴吧,精心加工。如果我们把《史记》与它以前的史籍对校,就可发现司马迁并不是一个呆板的历史记帐员,而是一个善于描摹人物的艺术大师。如经传没有记载伍子胥逃到吴国去的经过,《史记》据《吕氏春秋》、《战国策》,补写了伍子胥智过昭关、江上遇救、渔父拒绝报酬、中道行乞等等生动细节。因此,凌稚隆称赞“此一描画极工″。吴必胜
二、《史记》以丰富生动的形象,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太史公为屈原作传,面对这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形象,他严肃地指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是在写历史,又何尝不是在写他那时代的现实。楚怀王如此,汉武帝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不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则是什么?
太史公描摹越王勾践,从励精图治的明主转为杀戮无辜的暴君,前后仅仅相隔数行笔墨。一个勾践,两副嘴脸,明主与暴君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司马迁写历史人物,集中完整因此给读者的印象具体深刻。他使人透过勾践,看到统治者的本质。历史是如此,他所处的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亡羊补牢造句。刘邦的无赖、吕后的狠毒、景帝的褊狭、武帝的专横,司马迁在纪传里,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一一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
勾践诛伯嚭,刘邦斩丁公,这是封建臣僚叛主求荣的教训张耳、陈余由刎颈之交变为不共戴天之仇,郦商为一己私利而出卖朋友,这是为人处世的警戒。这一切,在司马迁时代傀儡师哪里多,岂不是深刻的生活哲学?
至于描摹形势,则七国争雄的风云,秦末鼎沸的时局,一一呈现眼前。铨叙战绩,则运筹帷幄者转危为安、易亡为存的谋略,披坚执锐者攻城夺关、斩将夺旗的雄姿,无不如睹如闻。刻画人物,则叱咤时代风云、驰骋在楚汉战场上的豪杰,鼓弄唇枪舌剑、竞逐于函关内外的说客,个个立于纸上。其他如起义英雄,山野隐逸,烜赫一世的女皇,以财自卫的寡妇,善于鉴识人才品评贤愚的御者之妻,能够救济韩信施恩拒报的乡间漂母;城门小吏侯赢,卖浆贱民薛公;拍马奉承的酷吏佞臣;廷争面折的忠臣直吏;言必信行必果的游侠,勇敢果断,甘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刑徒商贩,屠夫狱卒,医卜星相,妇孺童竖,形形色色的人物,变化无穷的遭遇,或设专传描叙,或因连类而及虽然笔墨繁简不同,然而一点染,神情毕肖,颦笑之间,性格分明。
三、精湛的语言艺术萧雅吧,鲜明的风格特点
史记的语言,班固曾总结西汉人的评价,称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自此以后哈扎拉人,赞颂之声代代不绝。韩愈赞美它“雄深雅健”柳宗元推尊其“峻洁”,苏辙颂其奇,刘熙载称其逸。历来的赞誉已足以证明它瑰玮奇肆,造诣精深。简而言之,有三点明显的特点。
1.描绘人物的语言,准确、生动、形象地传写出人物的个性特征怀宁中学吧,心理状态,境遇神情。例如《韩长孺列传》,韩安国原来是深得梁孝王宠爱的梁使,后因罪下狱,狱吏田甲对他侮辱。司马迁精确地记叙了两人的对话:“安国日: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口:‘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日:‘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短短的一段话,田甲小人得志而无所顾忌的骄横之态,韩安国有一定远见而圆滑善辩、略带诙谐的性格,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尤其是描写境遇的起落白慧明,神情的演化,极尽其曲折多变之能事。
2.说理抒情,淋漓尽致,吸收民间语言,俚而不俗。如《货殖列传》论述人情利欲的一段文字,在摆出论点之后,用排比的手法,通过望表而知里的形象,描画八种为求富利而奋斗钻营的人物,作为论据,进行论证。文笔纵横自恣而气势磅礴,整段文字一气呵成而憾人心灵,明人董份称赞这段话说:“论世俗功利之心”,“情状如见”。余有丁则进一步分析说:“马迁极知鄙猥不吝情实故屡起屡叹,犹以为未足也。直历举世间死生利害,喋喋不厌而其中各有精意险语。”都讲得十分正确。
司马迁善于向入民学习语言。在《史记》中经常引用歌谣谚语,进行说理抒情。如批判卖官鬻爵,以金赎罪等黑暗政治的谚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揭露统治者勾心斗角的《淮南厉王歌》,反映灌夫家族强横霸道而人民不满的《颍川儿歌》,贬责儒家道德的鄙言:“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概括生活真理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等,都十分精炼妥贴。
3.崇尚自然,求合唇吻,是《史记》词造语的特点。所以在《史记》里,双音节的复合词较多,在引录古籍时,又常译古为今,在叙事中好用虚词。尤其是在行文中善于以重言迭句描叙人事,抒写情怀。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说:“《魏公子列传》,‘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见,故尔顾盼生姿,跌宕自喜。”《季布传》为了强调丁公的教训,而在一百零四字的附传中,“丁公”二字重复了十次。《冯唐传》赞赏冯唐当面批评文帝不善用将的言论曰:“有味哉!有味哉”虽只重选一句,但写出了司马迁赞不绝口的神情。《匈奴传》慨叹汉武帝用人不当而建功深,曰:“欲兴圣统绝代医神,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司马迁对国事关心之切,慨叹之深,溢于言表。至于《太史公自序》中这类迭句更多,不论是叮咛嘱咐还是幽愤叹息,都写得唱叹有情而感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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