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和里》书评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新文艺
这部小说让“我”,一个八九岁的调皮捣蛋的小皮匠的儿子,大耳朵(周大毛)当导游,带读者返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一条名叫同和里的弄堂里去参观。
在这条弄堂里住着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商小贩小百姓,修鞋的、剃头的、刷马桶兼卖酒酿的、卖猪头肉的、卖菜的、纺织厂的保全工……但是,在这里,俗与雅,苦与乐,丑与美,善与恶,爱与恨,真与假,平庸与传奇,自私与大方,愚钝与精明,刻薄与包容,小坏与大义,糊涂与睿智……这些原本两极的东西,在这些市井小民的身上,却和谐统一,浑然一体。
老家苏北漂泊上海谋生的小皮匠,修得了鞋子听得懂京剧;调皮捣蛋又爱钱的大耳朵,却会大方出钱租阅小人书安静阅读;玩世不恭的社会女青年阿娟却待大耳朵如亲弟弟;替人刷马桶走街串巷卖酒酿的广东嫂嫂居然是咏春拳高手,不仅可以替小鞋匠巧妙化干戈为玉帛,还能智斗知青点干部救走女青年阿娟……
小说中,好心办坏事,坏心办好事,也是一大特色与亮点。“我”在参加运动的人群中捡传单赚了钱,但跟着学的阿花却因此丢了命;被西湖边的风吹歪嘴的居委会女主任杨招珍在运动风暴中,遭批斗殴打,面部消肿以后,嘴巴居然不歪了,重新变成了美女……
这是一部让你笑着笑着,最后却哭了的小说。它将欧·亨利小说“含泪的微笑”风格升级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含泪的搞笑”。
《同和里》
王承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调皮捣蛋大耳朵
《同和里》开头,先把读者带到弄堂门口,像导游一样,先跟读者介绍门口的两个小摊,一个皮匠摊,一个剃头摊,而且很八卦地透露,皮匠摊的小皮匠对剃头摊的寡妇江水英有意思,无奈郎虽有意女却无心。不过,他们依旧有各自的精彩故事为观众上演。
有次,剃头摊的寡妇江水英,看见了正巧经过弄堂口的电影明星孙道临,发了痴,恍惚之间,把小半瓶热水浇到了顾客的耳朵上,差点把人耳朵给烫熟了。看到这里,可能又有读者要看顾客怒掀剃头摊的好戏了,不过,很遗憾,又猜错了,面对杀猪般嚎叫的顾客,剃头摊的江水英居然没好气地说“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叫得这么高声喊魂灵头啊你?”淡定,霸气!“算我倒霉,这一角钱我不收你了。”那个倒霉男人说不要他钱,白给他剃了个头,居然像拓了便宜货,开心死了,不吵不闹地就回家了。大明星的一个笑,不仅差点烫熟耳朵,还彻底烫死了小皮匠对剃头摊寡妇的那点儿心思。
这天,皮匠摊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顾客,但他忘了带钱,而被人欠钱就睡不着觉的小皮匠说什么也不肯赊账,最后顾客只好拿两张戏票来抵修鞋钱,小皮匠得了一票难求的戏票,决定带儿子去看戏。
接下来,如同谜底真正揭晓一般, “是的,我是小皮匠的儿子。” 原来,同和里的真正的主角或者“导游”是 “我”,而“我”居然是小皮匠的儿子。这是《同和里》这部小说给予我的在叙述方面的第一个惊艳之处。因为,从小说开头,会让读者思维定势地以为,这个《同和里》是小皮匠和剃头寡妇的故事,至少会是以小皮匠为主角的故事。
“我”的登场方式也很特别,“那个时候,我正和毛头在烂泥地上戳狗屎玩。当然不会真的有什么狗屎,只是叫这个名称而已,那时候的上海市区你也见不到几条狗。毛头十分促狭,把铅笔刀飞过来,戳得紧贴着烂泥,下面塞不进两个手指,我得跪在地上侧着头下去用嘴巴叼起来。这个动作就叫狗吃屎。毛头很得意地笑了,玩了半天,他还是第一次有赢的感觉。我说:吃口狗屎不要紧,解放台湾最要紧。”人物形象,时代背景,跃然纸上。
父子二人去看戏,从准备行头到入场看戏,父子二人在这个过程中就给读者表演了一出又一出泪中带笑,笑中带泪的生活滑稽戏。
小皮匠的一身准备去看戏的行头,“除了鞋子是自己绱的,衣服还是他和我娘结婚时穿的那套。”再看小皮匠的儿子“大耳朵”,“我裤裆的部位明显比其他地方颜色深,还没干透,裤脚管吊起来,明显短了。这条裤子是我娘留下来的,门禁是开在旁边的,所以我小便的时候不像别人,挖出来就可以撒尿,我必须脱下裤子才可以撒。当初穿这条裤子嫌太长,小皮匠就剪掉了两只裤脚管,给自己做了一副袖套。再看我的鞋子,一只鞋子露出大脚脚趾,另一只鞋子几乎有两只脚趾头露出来了。这不奇怪,全上海,皮匠的儿子几乎都这样。小皮匠大概觉得我这副样子走在他旁边,太坍他的台了,叹了口气,又是一番翻箱倒柜。那时候,还是十月份,西北风还没开始刮。结果,我穿了我娘的一件浅格子的棉袄罩衫,我娘的一条咖啡色的裤子往上卷了两截,又穿了一双只在过年时才穿的半新旧的蚌壳棉鞋,晃荡晃荡去看戏的。”
但更搞笑的还在后面, “我算是明白了,看戏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如果你还憋着一泡尿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事了。锣鼓又敲起来了,越敲越急,每一记都好像敲在我的小肚皮上面,我只好把两条腿夹紧,夹得死死的。我旁边的那个女人在吃面包,面包的香味一阵阵传过来。那只面包很蓬松,很吸水,我希望她能掰一大块给我,吃下去吸吸水,缓解一下。我已经顾不上台上在演什么了,每时每刻都在挣扎,前俯后仰,两条腿轮番地绞来绞去,一秒钟也不停。”
就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同和里》的大耳朵良友电台,这个以人物外貌特征取的绰号,如同简笔画一样,令读者一目了然又印象深刻。“弄堂里的人都叫我大耳朵。当然,也有叫我野蛮小鬼、叫我捣蛋鬼的。要不是长了两只大耳朵,像我这种发育不良的,肯定被人起绰号叫僵瓜。有一个时期,上海养鹅成风,弄堂里从早到晚‘戆戆戆’一片。别人家都用米糠泔脚喂鹅,廿七号里的人家用酒糟饼喂,那几只鹅长得又肥又大,眼睛通红,只要一看到我,就摇摇晃晃地冲过来啄我耳朵。我已经吓得逃进家里了,它们还不罢休,一边戆叫,一边啄门,要啄十七八记再离开。后来才明白,那几只鹅是把我生冻疮的耳朵当酒糟饼了。怪不得大家骂它们是呆头鹅。”大耳朵的绰号,再配上这么一段故事,让你再差的记性,都不会忘记了这个叫“大耳朵”的小孩子了。
这个大耳朵有多淘气呢?作者娓娓道来,故事里大耳朵的淘气程度,是逐渐递增的。
“比如有回过年,大年夜,隔壁的宁波阿娘和宁波阿爷坐在一起定定心心吃汤团,宁波阿爷一口咬下去,馅子不是猪油黑洋酥,而是一小块腐乳。宁波阿爷一声连一声的喊罪过啊罪过啊,触霉头啊触霉头。宁波阿娘说:‘昨末子我裹汤团这厢,大耳朵来过一歇。这相貌估计是其做的手脚。’宁波阿爷恨恨地说:‘这还用得着这相貌那相貌估摸啊,肯定是大耳朵做的手脚。这小鬼头,趟趟来过以后要出点花头。’”
“小皮匠不是每天都打我,偶尔也有忘了打我的时候。即便他打我,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他喝饱老酒睡着了,我就在他的帆布围兜上戳几个洞,让他隔一段时间就要买块新的,让他心疼。”
而“我”调皮的重头戏,是在国庆节那天上演的,而且几乎是用生命在演出。国庆节,人民广场放礼炮,放一下礼炮,天空便会出现很多降落伞,“我”太矮,够不到,发急了,提着竹竿爬上了屋顶,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屋顶够降落伞的杂技般的惊心动魄的表演,结果是,从屋顶摔了下来,不过,因为房间距近,容积率高,有惊无险。
滑稽外壳悲剧核
小皮匠在回家半道儿上,被鸽棚主人“橄榄头”拦住要求赔偿,两人各说各的,谈不拢了,橄榄头出手了,小皮匠不还手,决心挨揍抵钱,这时,居委会的调解主任马樟花出场才算把事情摆平。
大耳朵这边,一摔成名,报纸还专门来采访,写了豆腐干大的文章。到同和里走亲戚的,也必定到大耳朵家当景点一样参观,还对此评头品足:“还是一个戴副黑边眼镜的男人有点学问,他绕着我走了三圈,终于恍然大悟地说:‘是耳朵的原因。’于是大家一起盯着我这对奇大无比的招风耳朵看,还是不明白。黑边眼镜解释说,人在遇到意外的时候,自身的应急系统会展开自救。譬如这个小孩,他在摔下来的一刹那,他的耳朵就尽可能地张开,在很大程度上起了缓冲的作用。大家一起点头,表示认同。”
大耳朵也因此在学校抢占了他人的风头,把盲肠炎开刀留蚯蚓一样疤痕的,手臂被拖拉机撞骨折打石膏的,被台风刮掉的花盆砸中脑袋纱布包得像只白甏的,统统比了下去。连六年级的“留级大王”都来笑着摸他的耳朵。
滑稽的外壳,悲剧的内核,含泪的搞笑,是《同和里》居民的生活共同底色和基调。
比如徐彩五家吃西瓜,“七姐妹,一人也就分到一小块西瓜,双手捧着,舍不得痛痛快快地吃,用牙尖咬,那进度比蚂蚁快不了多少,比蟑螂可就差多了。看看瓜瓤的尖角平了,七姐妹便捧着瓜到各处去巡游。所以徐彩五家每吃一次西瓜,全弄堂家喻户晓。那块西瓜非得被他们啃得比和尚的头皮还青才算完,但也不丢掉,交还给她妈用盐腌一下,第二天切成小块炒毛豆下饭。有时也不这样,她妈把瓜皮回收后,用刨子把绿皮刨了,再大喊一声,‘吃黄金瓜喽!’于是各人又把原先的那块认领了,当黄金瓜吃。从没搞错过,那上面各人的牙印清晰可辨,凭牙印认领。”
比如被认为同和里最有学问的人称“万宝全书缺只角”的阿陆头预言原子笔要涨价,理由居然是“原子都拿去造原子弹了,造原子笔的原料就不够了。怎么办?涨价。”结果,“当天晚上,老天宝文具店里的原子笔统统被抢光。还有人到别地方去买,于是附近几家文具店的原子笔也被抢光,连笔芯也抢光。原子笔要涨价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里几条弄堂里的人都在抢购原子笔,附近的店都被卖光了,踏自行车到别地方去,到福州路去,个个像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一出手就是廿十三十支。有个孤老太,不识字,也买了一百多支,打算涨价以后卖掉,赚一票。”而书外,多年后,这样的滑稽依旧在重复上演,比如“非典”时抢购囤积板蓝根,日本地震福岛核泄漏时哄抢食盐。
比如,煤炭公司下属中心店的木匠,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给煤炭行老板连夜打造的批斗台。“原计划把开煤炭行的家伙拎出来斗一趟就结束了,煤炭公司的红布觉得这只批斗台搭得太漂亮了,不充分利用太可惜了,就把开煤炭行的家伙多斗了几次。每次斗煤炭行老板,他的戆徒儿子新旺都会站到台上去,把他老子的高帽戴到自己头上,然后低头和他老子并排站在一起。要把他拖下来,他赖着不肯走,只好由他去。台下的人都笑了个半死。第二次斗煤炭行老板,煤炭公司的红布有了经验了,另外给新旺做了一顶高帽子。哪知道新旺把自己的那顶高帽子放在地上,把他老子的那顶套在自己的那顶上面,然后戴在头上。这下引得煤炭公司的人也笑了。整条弄堂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特别说一下新旺这个人物,他在同和里的故事中,不是主角,甚至连个配角都是很靠边的那种,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不常出镜的人物,他的出场他的表现,却格外耀眼,格外令人心疼和喜欢。这大约是整个同和里最清醒的一个人物,却一直以戆徒的面目示人,而只有大耳朵窥破了这个惊天的秘密。
“走了不多远,我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定住了。我看到有个人在看大字报,看得十分认真。这本来没有什么,但问题是,他是新旺,德新邨那个煤炭行老板和佣人生的戆徒儿子。新旺平时嘴角一直流口水的,现在没有口水;新旺平时眼睛浑浊浊定漾漾的,这会儿却是全神贯注,眼睛明亮。一个不识字的戆徒居然在看大字报,嘴里还念念有词,我盯着这个戆徒看,完全糊涂了,觉得自己也像个戆徒。我叫了一声‘新旺’,新旺像是突然之间受了惊吓,扭头看了我一眼。我在弄堂里名气响,他认识我的。新旺急匆匆地走了,开始几步走得很正常,走了几步便变化了步子,开始一踮一踮地走。”这件事情发生在煤炭行老板遭批斗之前。
那么,现在,再回来看批斗,就突然不再是一场普通的批斗了。台下的看客将台上的新旺当作傻子看,而台上的新旺,面对这群被自己骗了的人,是不是也会像看傻子一样。台下一群真傻子,看着台上一个假傻子,台下一个假傻子,还要装作真傻子,以便骗过台下一群真傻子,这是多么诡异又精彩的现实大戏台啊。在新旺的人生里,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而这人生本身,远比戏剧更戏剧。
新旺这个人物,跟大耳朵一样,是个外在混沌而内心通透的人,他们的假相骗过了很多人,但是,却总有人发现他们的真实的真诚的真相,就像阿娟和顾老师都喜欢大耳朵,而新旺的真相,被大耳朵看破了。这个人物,简直是小说里唯一的完人。他不像大耳朵调皮捣蛋,也不像小皮匠那样在运动中折腾沉浮,他仿佛从一开始对一切都了然、淡定,他以傻儿子的假相陪着煤炭行老板身份父亲一起接受批斗,把批判的帽子抢过来戴在自己的头上。
因为母亲是父亲的佣人,先天既定的身份,决定了他没办法给父亲锦上添花,但是在父亲遭受屈辱批斗陷入人生谷底的时候,他却义无反顾地以装疯卖傻的假相陪在他身边。从小说的信息,我们还没办法判断,新旺的父母是否知道新旺不傻的真相,如果不知道,那么新旺又是如何学会读书识字的,如果知道,那新旺又为何要执意一直装疯卖傻,在外人不在场时,他们父子又是如何相处的……这些像黑洞一样的问题,给人以巨大的吸引力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假如新旺的父母不知道新旺是装傻,那么,新旺大约是同和里最聪明最清醒最冷静最孤单最苦闷最忧郁最有爱的一个人了。光是随便一想,他都足堪担当一个长篇的主角,魅力并不亚于大耳朵。
再来看看小皮匠在这场运动中的“大串联”表演。“静安区的小皮匠成立了雄关漫道战斗队。这个名字是小皮匠起的。比较起来,静安区的这个战斗队名字起得最响亮,有点文化。闸北区的皮匠成立的是红楦头战斗队,徐汇区的叫红皮兜战斗队,杨浦区的叫红锥子战斗队,虹口区的叫红铁脚战斗队,长宁区的叫革命楦头战斗队,行业色彩都比较重。上海市里面的几个区,黄浦区的皮匠不肯造反,市口好,生意太好了,赚钞票都来不及,造什么反啊。小皮匠去串联,红布一个个送到手里,还是一口回绝,没得商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何况你再三再四地请客,他就是不来吃饭,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皮匠和其他几个区的皮匠战斗队头头一通气,大家都有联合的意愿,于是在苏州河边上占领了一个废弃的仓库,成立了上海皮匠革命造反兵团。小皮匠是兵团的领导核心之一。曾经有人提议叫造反总司令部,小皮匠觉得还是叫兵团好,显得有战斗力,有气势,也有发展余地。小皮匠眼光远,酝酿着新的大动作。本来还想联系郊区的几个县的皮匠,路太远了,交通不方便,只好算了。”
“今天夜里,小皮匠要带领一千多人去扫平‘红色车轮司令部’。红色车轮的成员都是摆修车摊的,每个人都有一辆自行车,还有几辆旧摩托车,号称机械化部队。本来大家脚碰脚,属于友邻部队,井水不犯河水。有次小皮匠在路上正好碰到红色车轮的几个高级将领,就笑嘻嘻地迎上去打招呼,说大家都是和橡胶车胎打交道的,一家人,不如团结起来,成立联合司令部。摆修车摊的那帮家伙听了居然一顿狂笑,自以为修自行车黄鱼车的要比修鞋子的高一个档次,从心底里看不起摆皮匠摊的,不仅拒绝了小皮匠的提议,还嘲笑了小皮匠几句。小皮匠回去添油加辣一讲,整个兵团的小皮匠老皮匠都发火,而且火冒三丈,决定立即铲平红色车轮。从人数上来说,皮匠兵团占绝对优势。最关键是,‘红色车轮’落手早,占领了茂名路一幢洋房,比苏州河边上的破仓库气派多了,抢过来正好做皮匠兵团的大本营。小皮匠查过黄历了,今天夜里发起攻击,无往而不利,大吉。”
“小皮匠笑嘻嘻地出门了。后门口有两个人推着自行车在等小皮匠。小皮匠拎了一把棉大衣领头,跳上其中一辆的书包架,朝我们挥挥手。”
大耳朵捡传单和骗发传单以便攒钱买火车票去看阿娟姐姐,并在请阿苗阿花兄妹吃小馄饨的时候,把这个赚钱的秘密分享给了他们。阿花畅想捡传单赚了钞票后给自己买蝴蝶结,要买两只,每天换着戴。当大耳朵拿个阿娟戴过的蝴蝶结准备去送给阿花时,却得到半月前阿花捡传单被踩踏致死、哥哥阿苗朝红袖章疯狂复仇不知所终的消息。
在理性缺席人性失控的运动中,马樟花、杨招珍自然难以幸免。马樟花被人批斗到屙到裤子里,杨招珍被左撇子的阿陆头打了三十几下耳光,批斗就在古井边进行,井边的那个木头井盖还是以前杨招珍上任时让木匠做的,多年的日晒雨淋,在批斗的时候,井盖坍了,她落进冰阴的冷水里。小皮匠经历了夺权和被夺权的闹剧,重新支起了皮匠摊。
橄榄头在单位食堂用铁皮调羹敲着搪瓷碗学唱前一天刚看过的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台词“给三爷拜寿喽!给三爷拜寿喽!”好巧不巧,那天是领袖生日,于是,在食堂门口被挂牌子批斗,后又被放到里弄监督劳动。
同和里批斗运动中的另一个积极活跃分子阿陆头,下场更惨,在单位布置会场时帮忙抬石膏像,脚底打滑石膏像摔断了巨手。阿陆头最后挂了“现行反革命”五个字上打大叉的牌子。而这一切,同和里的居民并没有真正看懂,除了一个人,毛头的阿爸说:“卡车的挡板挡着,看不到脚。要是能看到脚,会发现这些人的裤脚管都扎紧的。”毛头的阿爸有意不说下去,买了个关子。大家只顾在卡车上寻找阿陆头,没有人问他为什么。毛头的阿爸十分失望。
当终于在其中一辆游街大卡车上发现阿陆头, “阿陆头没有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了,站在上面,头也歪了,肩胛也斜了,翻着白眼,口水滴滴答答流下来,浑身像发抖抖病一样抖个不停”,但是,这一次,“同和里的人都笑了,赞叹道:阿陆头到底是阿陆头,做功好吧,又装了,装得真像,这一次装得比上一次更加像,简直活灵活现。做功真的好。”
一尊石膏像的无意破碎,却造成一个活人的刻意死亡。而邻里看客们还以为这次阿陆头还是在演戏,阿陆头像喊狼来了的那个可怜小孩,弄堂居民却把一次死囚的游街看成了一场寻常的批斗。
一天,同和里迎来了两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面部消肿的杨招珍嘴巴居然正回去了,而也在这一天,阿娟蓬头垢面,脸黄肌瘦,身体臃肿地逃回了同和里。同和里最难看的女人变得好看了,同和里最好看的女人变得难看了。命运之手又一次来了个两个极端一线牵的设计,阿娟被杨招珍截下来。
小胆小坏小市民
最初范仲淹苦读,我并不知道《同和里》具体写得什么内容,写作水平如何,但书的封底上透露的两段内页文字,让我觉得,哪怕这本书只写出了这么两段,它都配得上称为一本好书:
有次大同里一对夫妻吵架,那个男的揪住老婆的头发,假痴假呆要打。那老婆说:“你敢打我啊!你打呀,你不打你就是缩货,你不打你就是我生的。”那男人举着手说:“你以为我不敢打晚秋 毛宁啊!我今天不打你,我就没有名气了,我以后也没有面孔在大同里走进走出了林嘉凌。”说罢,男人的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像是在磨刀,想一刀斩下去斩得狠一点。夫妻俩其实不是真的吵,日子过得不爽快,叫几声通通气,一边抄吵,一边朝弄堂门口看,希望居委会干部快点赶到,来劝一劝,就好趁势歇搁置。
邻居围了一堆看热闹,看了半天局势一点没有进展,耐心没有了,就开始劝架。一个家伙说:“老赵,你刀磨好了吧?看你举了半天,吃力吧?”另一个邻居说:“老赵,装装样子可以了,你不见得真的要打吧。要是这记巴掌打下去,你老婆面孔上马上五只手印子,你叫她明天怎么去上班啊?单位里同事看到,叫她怎么做人啊。”还有个女邻居特别善解人意,说:“阿珍,你逃呀,你不逃你老公真的会打的。男人家打起来手脚重,你吃不消的。逃呀,最多头发被他拉掉一撮。”女邻居又回过头来对那老公说:“老赵,夫妻之间吵吵相骂不要紧,不好动手的,动过一趟手,以后就趟趟要动手了,刹车也刹不牢。不要打了好吧,如果一定要打,看我面子,只打两记,多一记我不答应。”那老公看看救兵不来,再拖延也拖延不下去了,邻居又逼得紧,手只好甩了下去。等到居委会调解主任马樟花兜了个大圈子赶到,那老婆的脸上左右十只手印子,那老公的头也被老婆用拖把柄打出血了。
这两段话把中国式围观、中国式邻里、中国式挑拨式劝架、中国式虚情假意、中国式要面子,勾画得惟妙惟肖,表达得淋漓尽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和里的阿陆头从原子弹扯到原子笔上,说民用让路军工,原子都拿去造原子弹了,造原子笔的原料就不够了,引起居民哄抢囤积原子笔。治保主任说阿陆头这是泄露军事秘密,够枪毙,阿陆头自此嘴歪了一段时间。居委会主任杨招珍当面戳穿他的把戏,后来,阿陆头批斗杨招珍。被大耳朵从屋顶摔下砸坏鸽棚的橄榄头向大耳朵父亲小皮匠索赔,被居委会调解主任马樟花劝住,后来,橄榄头批斗马樟花。
同和里居民的本性向善与冲动作恶的人性内在斗争,在外在的批斗中展露无遗。批斗居委会主任杨招珍的“反修战斗队”老阿姨们,不会写毛笔字,所以杨招珍戴着自己写的“走资派”的高帽,和治保主任老汤自己爬上批斗台挨斗。喊了几句口号以后,要控诉杨招珍罪行的时候,他们想来想去却想不出杨招珍做过什么坏事情。生产组老阿姨们参加运动,不过是因为“可以不用再坐在小矮凳上加工海带剥豆瓣了,工资照拿,每天还发两只面包,有时候发四只面包,日子过得快活无比。”
而当杨招珍被阿陆头打耳光打进古井里,重伤以后,“房间里像插蜡烛一样立了二十几个老阿姨,谁也不肯离去,谁也没有说话,个个心里又懊恼又惭愧。想想招珍平常的做人,没有亏待过大家,没有亏待过生产组,夏天帮生产组争取到一桶酸梅汤,天冷的时候还个一人发过一只保温杯。今朝怎么都像是鬼摸头了,做出这种狼心狗肺的事情来,差点就送了杨招珍一条命。”
“生产组的人像赎罪一样,三班倒,轮流陪,日夜陪,端屎端尿,烧粥喂饭,服侍得精心周到。凡是轮到来陪杨招珍的老阿姨,走进房间之前偷偷把红布拉下来塞进口袋,怕刺激杨招珍,等到出门了再戴上去。居委会还继续占领着,面包照样每天派人到街道食品厂去领,除了刷刷标语,反修战斗队基本上不再参加战斗了。”
直到,从新疆逃回同和里的阿娟大出血,杨招珍号召同和里居民献血,被批斗搞得乌烟瘴气奄奄一息的邻里关系迎来了转机:一百多个人浩浩荡荡走出同和里,到前面凤阳路转弯,直奔同济医院。金牙齿女人对杨招珍说:“我是挡车工,身体好,O型血,不需要验血。多抽点,第一个抽我的,抽好我还要去上夜班。抓革命,促生产。”
如果说,此前那些串联、批斗、抄家,让这些人变成了乱舞的群魔,变成了联合制造雪崩的雪花的话,那么,此时,他们人性在苏醒,癫狂在融化,他们在挽救阿娟的生命,也在拯救自己的灵魂。
尽管对某些人而言,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心灵体验与自我意识,就像金牙齿女人,这个抢房子抢过来的邻居,拖起跪地磕头感谢的瘪嘴老太说 “老太婆,你跪在这块干什么?邻居好,赛金宝。邻居相互照应是应该的。走,跟随我家去。”同和里的邻里关系,在运动的风暴过后,重新迎来了阳光。
对称叙述层次美
同和里这部小说,在叙述结构上,有很好的对称性和层次感。
比如同和里门口的小摊,一个皮匠摊,一个剃头摊,“左右对称,具有和谐之美”;比如同和里最好看的女人与最难看的女人的对称与互换;比如阿陆头心存旧怨批斗打人与意外脚滑摔坏石膏像巨手。
比如大耳朵从屋顶摔落下来,众人的惊讶程度,小皮匠的反应,前者从轻到重,后者从重到轻。
“新娘子看到我突然从天而降,眼睛瞪得很大,瓜子肉鲠在喉咙口,全身顿时僵住了”“下面有个老太太坐在竹椅子上晒太阳,一阵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过后,扬起一阵烟雾蒙蒙的灰尘,随后一个小孩滚落到他身边。老太太吓得浑身发抖。”“阿娟发了疯一般奔过来,先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出血,还好,只是脚踝处被鸽棚的钉子扎破了点皮。阿娟说:‘大耳朵,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摔死了’。说罢,一把抱住我,哇哇大哭起来。”
“早有人去告诉了小皮匠,说你家儿子从屋顶摔下来了。小皮匠是真正大将风度,打好掌子在切鞋底的皮,要切整齐,只是眉毛挑了一下,手也不抖,声音也不抖,说:‘摔死了?’来人说没有。小皮匠说:‘骨头摔断了?’来人说没有。小皮匠似乎有点失望,说:‘腿骨头没得断?’来人说没有,还会鲜蹦活跳地走路。小皮匠就不吭气了,把切到在头皮上来回刮了几下,继续切鞋底。倒是江水英看不过去了,说小把戏这么高摔下来,你也不家去看看,太过分了。家去吧,摊头我帮你看着。”
比如将杨招珍批斗至重伤后后悔痛哭的反修战斗队队员的反应。“爱卫会主任难过得头朝墙壁上撞,撞了好几下。徐彩五的妈妈是生产组的副组长,也是反修战斗队的副组长,后悔得打自己的耳光,左右开弓打,噼噼啪啪一阵乱响乾县广场舞。先是有人轻轻地哽咽抽泣,后来有人忍不住哭出声来,再后来便是一房间人嚎啕痛哭。”
大爱大智大女人
在大耳朵的认知里,“全世界真正关心我,待我好的,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是女的。一个是阿娟,一个是顾老师,还有一个是闸北的姨婆。”
阿娟给了他姐姐一样的陪伴,陪他玩耍,教他念诗;顾老师给予了他母亲一样的关心,关心他的学习,在意他的安危;闸北姨婆给了他奶奶一样的溺爱,给他吃穿,帮他逃课。
多年以后,大耳朵才知道他一直盼望而再也没有回学校的顾老师,当年难产去世了,而当时封锁这个消息的正是弥留之际的顾老师本人,她替学生们考虑,说他们还小,会很难过的。
“敲锣敲得烦死了,从早到也心肝肉震,想到个清净的地方去”,闸北姨婆在傍晚时分跳进了苏州河。
广东嫂嫂面对轰轰烈烈的运动,“我要过太平日子的,我不喜欢造反的”,小皮匠经过运动的沉浮回到家。广东嫂嫂在大脚盆里舀满热水,帮小皮匠洗头擦身。广东嫂嫂说:“也算是在外面混过了,风光过了,见过世面了,吃过苦头了。今儿个家来了,安安心心做生意,随便哪个朝代,做皮匠的粗茶淡饭总归是有得吃的。”小皮匠说,“还是你明白。”
当得知大耳朵在意的阿娟遇到困难,广东嫂嫂选择了出手相助。广东嫂嫂若有所思,隔了好一会,重重地叹息一声说:“没得办法,你是我儿子啊,儿子想救他阿姐,这件事广东妈妈推不开,不想管也只好管了。你放心,广东妈妈会有办法的。”
故事的结尾,广东妈妈护送阿娟去了远方,曹菊芬也随家人回乡下了,临走,跑到屋顶给大耳朵送山芋干。她回过头来,闷了半天,说:“大耳朵,我会想你的。”说完就走。
《同和里》的男人们五花八门,橄榄头,阿陆头,老鼠奶奶,甚至连小皮匠,大耳朵都可以用“猥琐”来形容他,尽管是他亲爹,丝毫不客气。但《同和里》的女人们,正面美好的居多,居委会的马樟花、杨招珍、阿娟家的忠实老仆人瘪嘴老太、甚至连抢阿娟家房子住的金牙女人也无比令人敬重。
“对一个人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家里的女性长者,我母亲、祖母的正直与慈爱对我影响很大,可能在塑造角色时不由自主地这样下笔了”,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小说作者王承志如是说。
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故事,瘪嘴老太将阿娟的嫁妆细软托付给大耳朵,一老一少把包有金条和戒指的油纸包包裹的布包埋在了大耳朵家天井的泥地里。无奈却被前楼外公告密,被红卫兵给抄走。面对此事,亲爹小皮匠和继母广东嫂嫂对此的反应竟然不同。小皮匠拎着我的耳朵就要打,说:“小赤佬,你给我闯祸,让我摆摊头也摆不太平。我打死你。”广东嫂嫂打掉他的手,说:“大耳朵重感情,讲义气,有什么错?做人就是要这样。这个你不懂的。”
“‘文革’期间,我的表哥表姐把一包细软交给祖母,造反队来家里抄家时和我祖母说‘阿婆,把东西交出来就好,你的外孙、外孙女已经交代了,你就不要硬撑了’。祖母不同意,觉得这是孩子们辛辛苦苦赚来的,她有责任保住。这包细软被搜出后,祖母被批斗。当时已经70多岁的老人,身上前后挂着牌子被拉去游街。父母都非常担心一向爱体面的祖母受了这样的羞辱会想不开,但老人家一点异样都没有。白天游街,晚上回来照样洗漱干净清清爽爽吃饭,还多添了半碗饭。”
“我当时10岁,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她觉得要守住孩子们的辛苦钱是正确的,被游街没有什么丢脸。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有宠辱不惊的定力,有操守,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我从祖母身上看到了一种‘体面’”,王承志回忆说。
粗糙皮囊玲珑心
冬天,大耳朵不想洗臭袜子,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洗腈纶袜子,才真的叫享福”, “虽然我待你好,也不能就这么让你白洗呀”,“他咬了咬牙说:‘我给你一分钱。’我等得就是这句话。他一掏出钱来,我就一把抢过来装进口袋。”
学校响应政府爱国卫生运动号召,要求每个学生交五只死苍蝇,大耳朵把死苍蝇卖得像排队领粮票和邮票一样热闹。他将部分物物交换所得的饼干、半只苹果分享给捡焰火粉时结识的朋友阿苗和阿花兄妹。
他把阿娟教他的唐诗背诵给顾老师听,《蜀道难》背诵成 “哎呦喂 熟稻烂 烂了上西天”,《梦游天姥吟留别》当成“梦见姥姥流鼻涕”。
为了搞清楚孙悟空的妈妈是谁,大耳朵去小书摊看书求证,但是,为了面子,他决定“既然你妈是你妈,母鸡是妈,老猫是妈,石头为什么不能算妈啊?石头就是孙悟空的妈妈。”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阿陆头的嘴巴有时朝左边歪,下一次见到他时变成朝右边歪了,轮流歪,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我假装很认真地说:“老师,为什么不说是八首,不说六首,要说七首啊?是七首什么歌啊?”于是大耳朵带头造反了。
我回到新闸桥边。这就是当年船上的女人端面疙瘩给我吃的位置,那堆沙子不见了,那张好看的脸和她额头上的那颗痣我还记得。
我手中的蝴蝶结掉落到地上。戴过这些蝴蝶结的人去了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一直想要戴蝴蝶结的女孩,去了更加远的地方,再也回不来了。我在花坛的边沿坐下了,这也是阿花以前坐的位置。我发现底下的砖块热乎乎的,像是刚刚有人做过。恍恍惚惚里,我看见阿花就坐在我旁边,侧过脸对着我笑。她的脸很干净,衣服也很干净,头上还戴了几只闪闪发光的蝴蝶结,整个人都笼罩着一篇金色的光晕。我也对着阿花笑。花鸟商店的那几个女人对我说什么,我都没有听见,只顾着傻笑,笑着笑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几个女人吓得躲到店里面去了。
《同和里》的故事,是一个皮糙心细的弄堂孩子大耳朵的童年故事,也是弄堂居民们的生活故事,是一个独特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写真,也是对人性在外部冲击或诱惑下不同反应的探察与沉思,搞大串联的小皮匠,被批斗的杨招珍,被知青干部看管的阿娟,他们的人生遭遇,体现了外部世界对内在人性的冲击、考验以及诱惑,而小皮匠的顿悟,杨招珍的宽容,阿娟被广东嫂嫂救走的幸运,则是对人性在黑白较量中的站队与预判或者期望。
这部小说,以滑稽粗野的外壳包裹着的却是深沉细腻的内核,看似不经意,实则用了心:
毛头又问:“你说,你来不及对广东嫂嫂说句话,你想对她说什么啊?”我说:“我想叫她一声,叫她我的妈妈。”最后四个字我是用苏北话讲的。说完,我和毛头笑成一团。
这简直就是,神龙摆尾,狠狠砸在心坎儿上,让你疼出眼泪来,让你疼到你再也忘不了同和里的故事。
书里书外同和里
从东宝兴路中兴路路口,沿着东宝兴路走不远,就到了同和里。但是,如今的同和里,在高楼和门头房以及绿树的遮掩下,并不太起眼,现在,又被空调挂机给把三个字中的同和俩字挡掉了。若不是网上地图预估了步行距离以及老房子的特征,我可能要在路上来回走上几趟或者找人问路才能找到。
走进弄堂,门房居然是个裁缝铺,中年男裁缝在不停忙碌着,扯布、丈量、裁剪,行云流水般,只是屋内的石灰墙皮已经斑驳,空间非常局促狭小,因为他很投入地工作,所以丝毫未曾察觉我在门外拍照的动静。
裁缝铺紧邻的是垃圾房,垃圾房右拐,紧邻的一楼一间房子已经无人居住,窗棂上的灰像是锅底灰又黑又厚,没有玻璃或者遮蔽物。门口台阶石缝里还长了零星的野草。门上新旧两张16开纸张的指名道姓诅咒某个人“野种杂种恩将仇报不得好死”的“大字报”,很有小说《同和里》运动风头正盛时期的遗风。旧的那种只依稀看到名字,新的则是不甘心似地重新张贴上去的。
弄堂左侧的过道里,出来一个白裤子白底小花上衣,扎着两只小马尾的约莫三四岁的小女孩,左脚穿着合脚的带扣襻的小白鞋,右脚却穿了一只粉色大拖鞋,大拖鞋应该是她妈妈的,那是只左脚拖鞋,这也是她能穿着顺利走出弄堂深处,走到同和里唯一的十字路口的缘故。她不时弯腰低头看自己右脚的拖鞋,偶尔奶声奶气地向弄堂深处喊一声妈妈,让我想到小说《同和里》中那个梦想有了钞票就买两只蝴蝶结今天戴一只明天换一只的小女孩阿花。
不一会儿,弄堂深处又走出两个比她略微大点的小女孩,最大的那个,差不多跟小说《同和里》里大耳朵和小伙伴毛头年纪相仿。
小说《同和里》里,大耳朵爬上屋顶够国庆节的降落伞,从楼顶摔了下来,因为手里的竹竿和狭窄的弄堂房间距,以及橄榄头家的鸽子棚的缓冲,大耳朵有惊无险。我刻意抬头看楼间距,又想找找现如今还有没有人搭鸽子棚。楼间距确实窄小,鸽子棚却没有发现。
有人从屋子里出来丢瓜皮,这让我想起小说《同和里》中徐彩五家吃西瓜的情形,也有人骑自行车买菜回家,也有人正在露天水池洗菜洗锅。
有好奇心强又绷不住的居民走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因为有部小说就叫《同和里》,写的是这个弄堂五六十年前的故事,所以我来看看。
弄堂进门正对着的路,也是弄堂唯一的十字路口,有房产中介业务员,黑裤子白衬衣打着领带挂着工牌,坐在电动车座上,看着手机,也不时抬头瞥向我。
我主动上前搭讪,问这里有人来租房么?一个业务员肯定地摇头说,没有。但是有卖房卖房的。我又问,这里要拆迁。他说,是的。已经在规划了。我问这种房子每平多少钱,他说均价9万,又补充解释说,因为这些房子有产权。他还告诉我,马路对面就是虹口区了。原来我来的时候,走的是虹口的地界。这听起来很有意思。
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拍照做什么?我又一次给他普及了小说《同和里》,还讲了“大耳朵”够降落伞够不着,不小心从屋顶掉下来却有惊无险的故事。他虽然对我说的小说一脸茫然,但是看我自己讲得津津有味自我沉迷的样子,已经完全相信我是真的被一本小说吸引到这个老弄堂的。
弄堂面积比我想象的小很多,所以,参观拍摄时间远也比我预计得短些。
走出同和里弄堂,可以看见不远处的高层公寓,马路对面,归虹口区的二层老房子的阳台上,有爷叔在阳台看风景,时而俯瞰,时而远眺,时而做沉思状,于是,他也成了我眼前的一片风景,在他隔壁,有阿姨在收晾衣竹竿上的衣服。
站在同和里弄堂门口,沿街都是门头房小店,小宁波面馆,正中装潢店,打字复印店,一家挨着一家,我站在马路边,用手机记事本写拍摄备忘,不知不觉中,另一家房产中介的两个男青年这时已经从弄堂里出来了,从我身边经过时,其中一个主动上来递宣传单页,我犹豫片刻,还是接住了。“姐,你挎着个相机,不会是动迁组的吧。”我说我就是过来看看,看看弄堂老房子。“那你还可以去山阴路那边,那里有鲁迅故居。”他大致指了个方向对我说,我跟他道谢。
沿着东宝兴路往中兴路回返的时候米麟林,这次是走在静安区(2016年闸北区并入静安区),看到紧挨同和里的另一处弄堂,只有门牌号,没有名字,旁边有卖嘉兴粽子的店,里面人在忙,外面顾客在等。
我问一位从弄堂出来的爷叔,这里是不是同和里,他说,不是,同和里在那里,他仔细给我指了指同和里的位置,又说这是jinbucun,爷叔又回了弄堂,我对他的背影道了谢。(我以为是进步村,心说,真是很有年代特征的名字。回头网上一搜,搜不到这个地方,倒是搜索到了一个静波村,这个名字倒是和同和里一样,有几分古典韵味呢。)
又有一位吃着嘉兴粽子的阿姨也“嗖”地扑了上来,有些咄咄逼人地连珠炮地问我是干嘛的。我又复读机一样地再说了一遍,因为有部小说叫《同和里》,钱今凡所以我来看看。一听小说,她主动后退了几步,我问她是不是住同和里,她说我就住这里,她指着这一片门头房说。
不一会儿,刚才那位爷叔从弄堂里骑了自行车出来,走到我身边又停下了,又问了我拍这个做什么,我又一次说因为我喜欢的一部小说叫《同和里》,所以我特意来同和里看看。爷叔仿佛为了确认,又问了一遍是什么书,我说《同和里》,他问谁写的,我答,王承志,他若有所思,我有些惊喜期待地问,您认识他么?他却问了我一句,在哪里能看到,我说网上,或者书店里,都有。接着他蹬起了自行车,然后扭头对我说,看老房子要抓紧了,马上就要拆迁了,以后就看不到了。
假如现实的同和里有一天真的被拆迁掉,那么,小说《同和里》反倒成为更可靠更长久的记忆了。
我又想到小说《同和里》中大耳朵的爹小皮匠,那个能撺掇起修鞋的小皮匠组成千人规模的上海皮匠革命造反兵团的人物,假若在如今的现实里,他会做什么呢?会不会搞房地产投资,会不会在拆迁中成为富豪?
我对同和里的参观并非要刻舟求剑,我当然知道物是人非,但是人性的复杂性,却是永恒和共通的,通过不同年代不同事件不同人物不同场景继续呈现,正所谓,当朝岂无前朝事,座中常有戏中人。
原本打算再去《同和里》提到的夫妻吵架邻居怂恿式劝架的大同里看看。但是公交车从东宝兴路,晃悠4站到河南中路南京东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已经华灯绽放夜色朦胧了,于是干脆更改计划,决定在南京路步行街闲逛,虽说五一假期已过,但是,南京路步行街,从来都不冷清,熙来攘往的男女老幼本土居民外地游客各看风景又共同组成风景。沿着步行街,边看边拍,就到了人民广场,又不由自主地想起小说《同和里》里,大耳朵当时爬上弄堂屋顶够的降落伞,就是从人民广场的国庆礼炮里飞出来的。
每次到人民广场地铁站,就感觉到了宇宙的中心,18个出入口,每次都像走迷宫。大耳朵一定想象不到几十年后的人民广场会变成这种模样吧,教他背诵李白诗歌的阿娟姐姐也没有想到吧?广东嫂嫂把阿娟送到哪里去了呢?广东嫂嫂什么时候再回到同和里和小皮匠大耳朵团聚呢?
……
你瞧,我在现实中的同和里,走进又走出,却很难从小说《同和里》走出来,这大约也是书痴的一种表征吧。
作者简介
孔繁利,报纸专栏作者、摄影策展人、自由摄影师、阅读推广人,2009年起应邀在《中国摄影报》开设个人专栏“一孔之见” 至今,2016年起应邀在《人民摄影》开设个人专栏“小孔呈相”至今。本文配图均为孔繁利摄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