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蒙运动的生意》与出版史研究笔谈(下) 李频、沈世婧-传播的观念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从文化社会史的视角分析了启蒙运动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一个独特的出版史事件——《百科全书》出版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过程冰雪传奇。围绕该书的方法路径,尤其是对出版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李频教授等人撰写了一系列笔谈文章。文章发表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本号转发时为便于编辑处理删除了注释,引用请参考杂志原文。金容仙原文共计四篇短篇笔谈,分两期发布。今天发布李频教授和博士生沈世婧的文章。
|李频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出版研究中心教授
行为及效果分析:出版史研究范式转型的核心
近几年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热"了。真"热"假"热"未定,更希望成为一种"预热":中国出版史研究成为21世纪前叶中国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样的期盼和一己之观察,意在疾呼并着力推进中国出版史研究范式转型。
对于思考中国出版史研究理论问题的读者,《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别开生面:崇高的"启蒙"以"生意"的形态"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抑商""贱商",如果不是罗伯特·达恩顿鲜活而生动地诠释了《百科全书》的"生意"过程,诸多中国出版史研究者未必知晓原来如是。运动在社会意义上是群体、个体的行为合成,既为运动,则首先或者说本质上是个体的行动。罗伯特·达恩顿撰述《启蒙运动的生意》最显著的行为意义,在于通过追溯或者说还原《百科全书》出版的行为链环及其过程,再现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因出版物而兴起,且在出版行为过程及结果中具体呈现的事实。包括出版史在内的出版理论研究应该通过理解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而生成的行为意义,通过呈现个体间行为复杂交错的传导、转换关系,揭示出版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在于出版行为、作为行为结果的出版物以及出版物产生的传播效果,一言以蔽之:知识(含信息)生产的价值。
是否存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的世界出版史的共同研究范式?如果假设其存在,则需对何为世界意义上的全球出版史进行界定,以认识全球出版史的对象层面的前提条件和解释主体层面的理论方法的前提条件。这也就是说,如果存在普适性的世界出版史研究范式,则需要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或维度的前提条件。笔者主张在全球出版史的视域中审视、关注中国出版史,此乃全球化时代21世纪出版学人应有的理解气度与解释方略。
罗伯特·达恩顿注意到:"在美国,图书的历史被归入图书馆学和善本收藏学之中。步入任何一间善本室,都会见到善本迷们品玩装帧、端详水印,博学家研究奥斯汀著作的各种版本。" 中国是否亦然,有待清理、认定。如果中国亦然,更应该在行为、思想和文化的层面研究其"所以然"和"应然"。罗伯特·达恩顿没有驻足于此,他向往并践行"主流的历史学家试图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 。书籍实物作为历史遗存甚至作为文物珍藏在图书馆、博物馆中,固然可供后世学人研习、把玩,而作为思想文化的生命形态,它却首先是作为行为过程的结果生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流通于历史语境的信息与知识市场中。因此,过往的出版行为(活动)是出版史认知、言说的逻辑起点,由此才建构了出版史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关系。从这一出版史命题出发,出版行为的认定及价值位序决定了出版史与书籍史(图书史)、期刊史在言说对象、研究旨趣、思想追求上的差异。
出版是一种社会行为,顾名思义,出版史首先是人类出版行为的历史,或者说出版活动的历史。书籍是人类出版行为的产物,书籍史自然首先是出版"物"的历史,出版行为人、出版物上承载的信息与知识因此而成为由"物"旁涉而及的对象。期刊与图书的区别在于连续出版与非连续出版两类行为的物化差异,期刊史在连续出版行为和连续出版物的双重层面区别于书籍史(以外显的连续出版物号为区别特征)。图书是对书籍和图册的统称,图书史和书籍史因此而成为相容交叉的两个概念。此番言说,意在说明书籍史(含图书史)、期刊史和出版史是相互联系而又内涵甚殊的一组概念,各有不同的对象主体选择与解释主旨取向。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较清晰的区分是研究者进行学科选择和史学追求的前提。在过往的研究中,如果说,起步于书籍又止步于书籍则为书籍史、图书史,出版史的核心与边界应该有所不同:出版行为是出版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出版物是出版史研究的重心而非惟一对象,出版人意图(目的)与出版物传播效果之间的多维多层的社会关联建构、解释是出版史研究的核心寡妇王二嬢,出版人、出版行为、出版物、出版效果四维合成的不规则菱形(由于社会环境的外力作用,四维合成只能是不规则菱形,不可能成为正方形)就是出版史的主体图像,出版史与前述书籍史、期刊史、图书史的交汇交错处就是出版史的边界。出版史研究范式转换既要延展认知范围,转移求解对象,更要转换和更新求解问题。
出版史从属于传播史。"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当然,这里所说的沟通和交流是以印刷品为媒体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一个主题,即过去五百年里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里的"书籍史"用语原作者和译者是否表述明确,有待细究,达恩顿主张"把书籍作为一种人类沟通的手段来看待",值得认同。导入人类沟通传播的视野来审视书籍及其出版,既圈定了它在人类文明历程中的时段,也明确了出版在人类传播理论谱系中的方位,从而在人类行为(出版对应传播)、媒介形态(书籍对应媒介)等层面上使出版史与传播史贯通对接--出版史是人类工业文明时期的传播史,前工业社会的传播史、后工业社会的传播史是世界出版史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段;更为关键是,又进一步回归其本质属性--书籍这样人类信息与知识传播的媒介本身又是人际沟通互动的产物,书籍作为人类工业文明时期的传播产品凝结了当时技术和环境条件下的人类传播智慧与行动。
在全球传播史的视域下观照中国出版史,在认同中国出版史源远流长的同时,更应明确它存在两个不同时段和两种不同形态:农业文明形态的出版史和工业文明意义上的出版史。前者是基于人力的复制技术的出版史,以毕昇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为里程碑;后者是基于机械和化学复制技术的出版史,以谷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为标志性事件;就中国近现代出版史而言,以西方传教士引入谷腾堡印刷技术为标志性起点。遵循技术决定论的媒介思想,研究清以前的中国出版史、研究晚清以来的近代中国出版史,就应该在理论工具的选择、组合上有所侧重或区分,正如研究1949年建国后的中国出版史,在出版人的维度上要另加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组织视角,出版物维度上要考虑"喉舌"的功能因素。
出版史的核心解释对象是过往出版行为及推动社会变迁的效果。出版史的核心是出版人的行为史,以及与之伴随的出版物传播效果史,出版物史只是出版史的外显部分。达恩顿主张,要"探讨书籍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在社会上传播的"全职业米虫,以"对研究题目有个整体认识" ,这就把传播效果列为了出版史研究总体性的核心问题,进而才能"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历史中的一股力量"即为出版效果史的生动说明。尽管从"研究题目""整体认识"用语看,达氏所说有出版史研究的操作化意涵,传播效果应该成为出版史研究者自觉的精神向导。
达恩顿基于个人研究经验或倡导的出版史研究范式,指向于以问题引领其研究,在认定和描述出版行为的基础上分析、揭示出版效果。对《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的研究,他的基本问题导向是:
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贤哲的思想在物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这些研究问题服从服务于《百科全书》出版效果史的理论解释目的,也是他认定、描述《百科全书》出版行为的操作手段。如果说出版史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出版行为对社会变迁的影响,那么,这种效果解释以出版人行为的认定为前提。它包括认定出版人、定性出版行为、定性并描述该出版行为的内在机制及影响等四个方面。人类行为及其内在机制总是复杂的,出版行为因为发生并接连作者思想物化(原稿作为初级物化)-作者物化后的思想的再度规范化(出版物物化)-流通意义上的商品化这样众多社会行动者参与的三个环节,复杂程度更高。达恩顿主张,"从作者将某些想法付诸笔墨,到排字印刷,再反馈回到作者,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原信息实际上已经给改造了。图书史的研究不仅是要探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也要研究这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同周边其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 。出版行为认定及总体过程的关联分析是具体落实这一研究理念的不二手段,离开了出版行为之内包含的出版思想,离开了出版行为之间凝结的社会关系,出版史必定是没有圆心的圆周。"要把事情讲透,就非得把文本传播过程中那些分散脱离的部分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研究。" "整体"只能也应该"统一"到出版行为及其传播效果。
人类的行为机制是基本相同且相对稳定的。人类出版行为在出版物生产流程上则受传播技术、社会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地域性(国别性)、历史阶段性的特征,这正是世界出版史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魅力的原因所在。达恩顿与人分享的操作经验是,分阶段地分析其锁定的行为人及其行为,"考察每个阶段的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特定时间里,线路系统内特定位置上的某个人还有什么其他活动;第二,处在同一时间但不在同一线路系统中的其他人都有哪些活动;第三,处在同一线路系统但在不同位置上的其他人;第四,社会上的其他因素。前三个方面都跟文本的传播有直接关系,最后一个则涉及千变万化的外部影响" 。他这里所说的"线路系统"就是以出版物为中心的"传播路线图"。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出版人的行为永远只有基于特定问题情境而突破问题,以达至某一目的的行为意向以及行为实施,因而出版人行为往往既是谋利经济的又是权力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反映,很难有纯粹的出版经济行为、出版政治行为或出版文化行为。达氏通过出版人实施出版行为的社会交往、出版人实施出版行为时的其他行为关联来理解和解释出版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在枝繁叶茂中顺藤摸瓜。人是主体,出版人是出版史的主体,更是出版社会的动力枢纽。达氏所说,有出版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在出版史研究过程中,叙述出版行为和分析出版行为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叙述出版行为重在基于史料的选择与复述,分析出版行为重在运用相应的理论工具揭示出版行为的运行机制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话语方法、操作手段上颇有不同。反观过往及当今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制约中国出版史研究水平提升的不是叙述、描写方面的言语操作,而是研究范式的缺席缺项导致的研究成果的表面化:有叙述没分析,时点和"物态"的编年体叙述多见而时段的出版文化的结构性分析少有、难见,研究者对出版过程的想象性描述较多而基于一手文献的对关键性出版行为节点的精当分析较少。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中自觉地注意"从叙述状态切换到分析状态" ,可圈可点大唐歌飞,值得中国出版史研究者细细揣摩。出版物的历史分析尤其要注重、关切出版过程的逆向反思。要以出版物为起点,借助出版物上的辅文附件以及其他文献重构所分析出版物的生产流程,并顺其生产流程逆向分析出版选题及其意图生成。在出版行为流程图的基础上探究、锁定影响出版行为及其传播效果的关键性节点,并系统勾连,尔后再进行关联性解释。
读者及阅读行为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读者是出版行为的终极指向,读者从出版物中捕获的信息、知识以及阅读经验是出版物传播效果的有效证实,因而成为出版行为价值评判的重要指标。因为读者阅读(而不是出版商售卖发行商发行),出版行为链才构成一个社会意义上自洽的实在的完整性闭环。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开拓了出版史研究的新空间,使出版史更为丰满,有丰富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跨学科方法是出版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书籍本是理论解释的诱人主题,书籍出版更关联着广泛的人类活动,因而出版史研究在多学科知识积累、理论工具的选择组合等方面对诸多研究者构成挑战。"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目录学,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不足以充分揭示一本书的历史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所以,从性质上来说,对图书史的研究必须在范围上跨国际攀上女领导,方法上跨学科。"
总而言之,出版史研究应围绕出版人与历史语境双向互动生成出版物进而影响社会变迁进程的四维关系展开,其基本的研究理路、关键性操作环节为:以书籍(出版物实在)为因由(亦仅为因由)来锁定出版人(个体或群体,缺此则出版史无存在之基),追觅出版人生产书籍的行为过程以解释出版物之由来;在分析出版物作为出版行为结果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出版物上物化的信息与知识的影响)的同时,综合分析并解释出版行为实施过程(也就是出版物生成、成型过程)中伴随性的社会影响。如此,则庶几接近罗伯特·达恩顿所述:"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把出版理解为社会变迁中的一股力量。
|沈世婧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出版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从新文化史观看中国出版史研究变化的可能——评述《启蒙运动的生意》
启蒙运动是18世纪贯穿欧洲的知识潮流。它以法国巴黎为中心,从欧洲一直蔓延到北美殖民地。《百科全书》(全称《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一书的出版是欧洲出版史上的大事件,它在这场思想运动中的标志性意义也早有定论。然而在后现代学术之风尚未横扫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时,从该书出版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鲜有人去追溯这部18世纪标志性图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关注其在启蒙运动中所产生的真正的影响。事实上,当时的学者们更倾向于去关注历史的结果而非细究其产生的过程。启蒙运动的诞生和其后的发展,真的如大众从故纸堆里了解的那样,是一场神圣的属于精英阶层的思想的运动吗? 启蒙运动真的为大革命做了思想方面的铺垫吗?贤者的思想是如何物质化到书中的? 书籍作为一种媒介是如何深刻影响大众思想的?一些人们甚少去关注的角色,如出版商、书商、印刷员、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认知,美国著名历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继承并发展了一种全新的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他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以下简称《生意》)中,以《百科全书》的出版史为切入点,试图去掉传统文化史研究中的"精英视角"模式,把视角下移转到文化史、社会史和生活史的层面,转而关注《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修订、销售以及传播等具象化的历史过程,关注的焦点人物也不再是《百科全书》的精神领袖狄德罗,而是以18世纪法国传媒大王庞库克为代表的书商、印刷商、撰稿人等为中心的整个出版产业链。他在书中特别指出,在历史进程中有巨大而深刻意义的启蒙运动其实"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他们为超越了法国法律边界的思想市场投资"(《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一方面,达恩顿使用大量看似琐碎的资料写成充满丰厚细节的一本书,详尽叙述了《百科全书》出版前后的整个过程,以证明恰是"投机"和"生意"使《百科全书》中的智慧和思想流出思想者的头脑走向整个社会;另一方面,达恩顿又从一定程度上将真实的、不为人知的启蒙运动的种种细节展示给大众,将历史还原得更加立体和丰富。达恩顿的这部《生意》站在两个全新的角度来进行其观点的论述:一个是以微观叙事为主,"自下而上"为主要研究策略的新文化史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那场神圣且备受瞩目的启蒙运动;另一个则通过以研究出版物这种物化的媒介本身来展现思想观念的传播,推动了史学和媒介学研究,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深刻意义。此外,达恩顿的研究成果为新文化史的专家学者带来了以书籍出版史为切入点的全新研究视角,也为书籍出版史研究方向转变和范式转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达恩顿研究的起点和观念
罗伯特·达恩顿是美国历史学家,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代表,当代西方"书籍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196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4年在牛津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达恩顿的父母和兄弟都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也投身于记者行业。达恩顿在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8世纪的法国史,他后来开启对书籍史的研究更像是一次命运的安排。在英国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因要撰写一位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著名领导人布里索的传记,达恩顿偶然在一篇论文中发现了一个注释,该注释提到18世纪最重要的法文图书出版商之一--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简称STN)李谌。考虑到那里可能会有布里索的相关资料,于是达恩顿前去搜集资料。在那里,达恩顿惊奇地发现了大量原始的一手档案资料我的超级异能,包括50000 多封印刷商、造纸商、走私者、售书商、出版商、做墨水的人、制版的人、银行家、作者等各色各样的人所写的信件([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著,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内容涉及"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给销售商供货",以及"如何满足1769年到1789年间遍及欧洲各地的读者"等(《启蒙运动的生意》第3页。)。信中具体细致、异常丰富的历史信息,足以呈现和还原当时诸如《百科全书》这样的大型畅销出版物从诞生到流通传播的每一个细节。
由此,达恩顿找到了观察18世纪法国社会的一扇新窗口--也就是以书籍的生产、传播以及消费为中心考察一个时代的"观念的社会史"([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著,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看那些在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如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的爆发在社会底层民众(他们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的心态层面上有着怎样的发生、发展及发挥作用的基础;精英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识又是在何种社会大背景下,以何种方式产生、流播,进入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形成集体性的公共舆论,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起源的等。探索和回答以上问题的强烈愿望,便构成了达恩顿"书籍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起点和归宿。他认为:"要理解18世纪的法国历史和启蒙运动,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你需要理解文本并认真研读它们,看看字里行间是些什么东西;另一方面,还需要理解围绕它们所出现的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倘若你能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我所说的观念的社会史。"
为了解决上述所有的问题,达恩顿运用同一批史料,用三本著作从不同维度来探讨他的这些研究问题,这本《生意》便是他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在普通人看来,他的这种对古老书籍的研究行为就像在研究古董一般,达恩顿却认为,其研究的价值在于:第一,对图书史的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新门类,能够进一步拓展对文学作品和文化史的理解;第二,能够说明图书史是如何通向信息传播史的广阔天地的;第三,搞清意识形态的表述与公众舆论的形成;第四,看清政治史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郑国强译:《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虽然使用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原始一手资料,但达恩顿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达恩顿研究和引证的所有材料都来自于同一家印刷公司的档案,除了在证据上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外,其真实程度也是值得怀疑和推敲的;其次,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仅从一些处在社会边缘的民众、中低层平民百姓以及一两家出版社的层面和角度来进行归纳总结,是不能够完全、立体、真实地还原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起源问题的;再者,达恩顿在《生意》中对《百科全书》出版史作了回顾和梳理,对曾经产生的不同版本的流通与影响作了分析,然而,他并没有对这几个版本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也许正是因为达恩顿在书中需要展现的事实和细节太多,所以无法将某些关键问题进行深度地分析和解说才造成这样的缺憾。
在《生意》一书中,充斥着来自STN的第一手信件资料以及包括写在小卡片上的各种文字记录,内容信息大量而琐碎,达恩顿不断按照时间线索和逻辑发展顺序将这些信息加以组织,把它们放在适合出现的位置,于是一个生动的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人的生活社会史图景也随之展现出来。达恩顿的这种以普通市井百姓为主要研究对象,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体现了当时兴起的一种新的史学范畴--新文化史。新文化史是不同于传统思想史的,它具有新的视野和研究对象。新文化史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性的文化,因此新文化史学家更愿意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状态。
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启示
众所周知,书籍包含双重属性,其一是书籍的物理(或物质)属性;其二是书籍的社会(或工具)属性,也即是书籍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在社会交际网络中流通、传播的性质。由书籍的物理属性可将书籍看作文本,而由书籍的社会属性可将书籍看作工具、媒介,即书籍作为社会产品的功能表现形式。在达恩顿的研究中,他试图让一种被媒介化的社会文本(图书)的产生和传播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并形成一种阐释机制。在书中,达恩顿没有着重分析文本的主要内容及其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对启蒙运动的影响等方面内容,而是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启蒙思想物化后的载体--《百科全书》上,将关注点转向《百科全书》的创作、策划编辑、出版印刷、发行流通和传播方面。这反映出一种"书籍即媒介"的观念,达恩顿正是以这种媒介学的观点对《百科全书》进行了深度研究,以此考察理论文本知识化和媒介化的过程,考察图书在信息传递中的社会功能。
达恩顿认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在他看来,书籍不论作为一种流通于社会中的"匠人的产品"和"经济交换之物",还是作为"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它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交流手段、工具、方式。既作为交流的一种方式,则书籍自身必然不断被生产出来,而后在各个中间阶层流通,最后被消费者购买、阅读。这三个环节丝丝相扣,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循环毕家军贴吧,即书籍的"传播循环",它实际上展现的是书籍之生命历程。(屈伯文. 书籍即"媒介"[D].上海师范大学,2012)
反观近些年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从宏观大型出版史料的爬梳整理,到个人全集、大型日记和各类书目及名录的整理出版,在研究内容、出版成果的种类和数量上都有了新的增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可谓丰硕;但同时,中国出版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突出,比如在如何更好地实现学术研究范式(例如"革命史范式")的转换(范军,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J].《现代出版》2017年第2期)、研究领域的拓展等方面,而西方新文化史、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很多方面值得中国的学界借鉴和使用。
在宏观的出版史发展脉络梳理和传统自上而下的宏大视野之外,中国出版史研究应借助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媒介学、技术史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更多着眼于考察思想、知识等意识观念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其作用于社会的功效如何等问题。正如达恩顿曾指出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的学者"要在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中去追踪思想观念"。因此,学者们在中国出版史的研究领域,应从对重大特殊事件、重要出版机构或人物的研究中"抬起头来",拓展到对于参与整个图书编辑出版链条和出版生态领域的人及一切细节之研究中去。例如可以不断关注和开拓出版阅读史、版本翻译出版史、出版文化史、出版社会史、出版经济史、出版技术变迁史等的研究。
在史料的来源方面,可从国家政府机构提供的具有官方意识形态属性的档案文件和传统报刊书籍史料,扩展至个体人物的口述史料以及民间出版机构、书坊、刻印场、书商等出版相关环节机构和人员间的一手往来信件、账目、回忆录、日记等资料上,更多地考虑从"个体"的微观视角出发来解读和回顾出版史,逐渐将研究视野和重心转移到出版物这一重要媒介的传播对社会价值观念取向变迁和社会结构建立的影响上来吴胜明。只有不断借鉴吸收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和视角,才能更全面地展示出中国出版业的真实面貌,深刻揭示出版活动自身发展演进的规律以及出版本身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复杂关系。因此,中国出版史研究尚任重而道远。
传播的观念
ID:ideasofcommunication
用深度的理论质询信息时代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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