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开放》第8集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吉林教育广播FM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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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吉林教育广播梦想963特别策划:有声文学作品《大开放——美国人亲历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播讲:延峰
制作:旭东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独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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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峰,2014年开始主要从事纪实及小说演播,代表作有《毛泽东最后13年》《总理最后的日子》《邓小平晚年岁月》《铁骨柔肠彭德怀》《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等纪实文学作品,以及《人民的名义》《国家公诉》《大秦太后芈月传》《北鸢》等小说类作品。
《大开放——美国人亲历中国改革开放40年》
(第8集)
羊群效应
2001年3月,潮湿春日的午后,人民大会堂外凉风习习。我们走过温暖的红地毯,热腾腾的龙井茶被小心翼翼地端了上来,放在了我们中间的桌上。我询问朱镕基总理,中国在做出经济与金融政策的重要决策时,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在做出最终决定的关键时刻,他实际在思考什么?
沉思了片刻后,他以特有的直率回答我说:“众所周知,经济学里有一种社会心理学的效应。我称之为羊群效应朝朝盈。”
我惊呆了,然后请他详细说明。
“如果人们对你的政策持一种怀疑态度,那么即使你的政策是正确的熊晓雯 ,实施起来也会相当困难,并且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坦率地说,我原本希望得到一场关于经济公式或是政策体制的讲座,他却回答了最实在的东西。我从他那里学到的要点,便是实行经济政策时心理作用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认同一个政策, 或是没有被政策有效地激励,那其中最基本的经济理论也毫无用处。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中,有太多是学者为了获奖而冥思苦想的产物,其实和街上的路人吃穿住行没有多大关系。
这就是他想说的重点。一个只想被证明的经济学理论,很可能并不是发展经济的良方。
没有例子会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能证明这个观点了。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亚洲经济采取休克疗法。这些政策的结果便是突然的货币浮动和可兑换性的变化,取消粮油补贴,以及私有化进程。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药方”却给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里的人们至今不满他们当时的处理方式。中国拒绝了这种处理方式,妥善解决了这场危机,但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谴责,只因为他们的做法没有符合模型。
尽管中国在独树一帜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但西方学者和多边机构仍然坚持华盛顿共识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至今仍被认为是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但自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观点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蒙受了损失。
如今,美国和欧洲经济债务缠身,迷失了方向。政客也没有什么头绪。很明显,它们的政治领导层已经只能采取极短期的补救措施以维持执政。
2012年1月,法国政府铺开了红地毯,邀请了会讲汉语的官员,欢迎中国消费者去到巴黎旅行,为春节而购物狂欢。于是中国消费者排起了长队,买空了品牌商店里的全部商品。为了支撑经济,其他欧洲国家也在疯狂地向中国消费者示好。
2012年,世界颠倒了。中国通过直接投资、购买债务和股票, 为深陷危机的欧洲带来了约2000亿欧元的资金。中国有着3万 亿美元外汇储备,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
中国能否成为全世界最后的放贷人呢?
发展的反思
2002年3月,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的大堂热闹非凡。2002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春季会议便是在这里举行。中国业界有些 名气的人应该都来了。
我开始有了一些别的想法。
从局内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大规模的改革已经完成法师奥义。国有企业正在转型为全球跨国公司,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已经 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设定了一往无前的道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 济一体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并决心一直走下去。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也更加自信,并不再迫切需要外国经济学家的高度参与。
西方媒体还在继续讨论着经济改革,但是对于局内人,这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大结构的改造已经完成,但汇率和利率问题还 在吸引着媒体的注意力,西方的政治家也在关注着这些。中国会使自己的货币升值或贬值吗?这些只是松紧阀门的技术性问题。
对我而言,关乎万亿美元的问题是:中国的领导层能否建立起一种价值观,使其经济成就能够得以延续?
无论是在解决通货膨胀或1997年金融危机,还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已经证明除了华盛顿共识的僵硬路线以外,还有另一种路线可走。整个南亚、非洲、南美洲的新兴经济体都在密切关注,他们痴迷地观察着中国的进程。
中国已经脱离了西方经典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西方的程式是僵化的。但深层的矛盾抓住了中国的 社会。过度模仿全球化的品牌和对金钱的快速狂热消耗着人们的心智。节俭、耐心、长远计划,这些促成中国改革成果的品质在改革的过程中却被逐渐磨损。而这些品质的缺乏反过来又开始威胁到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就在成功改革之后,中国开始着手超高 速增长的政策,却忽视了自然环境箭定天下。在短短的十年内,这些政策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在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鼓励下,中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然而,一个泼冷水的问题必须提出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吗?
我想起了我在 1992 年找到破屏风的那间仓库,它坐落于北京郊外的农村。有新闻报道称,那个村落将很快被拆除,为豪华别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让地。屏风上一字字刻下的古代中国价值观瞬间在我脑海里变得无比醒目。
我开始思索我当初为什么会来到中国。
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吗?中国哲学融合了佛教、道教和儒学的理念,其中的一个观点认为生命是天人合一的产物。看来这个古老的法则能应用于现代。我有很多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朋友 都对这种生命的诠释很感兴趣,并开始研究中文,最终移居中国。
想到这些事情,我开始思索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仍然存在,被以某种方式保存了下来。我很快就有机会去到中国西部一探究竟了。
寻找香格里拉
北京的春天,茉莉花正在苏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坐坐。如今,他向我寻求的 建议已不是如何吸引外商投资,而是如何重建中国的传媒行业。
那是 2002 年,中国正在启动一项财政支出计划。中国政府想刺激国内消费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就意味着开始关注对中 国内陆的开发,而不再仅仅关注于沿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开启“西部大开发”。
“我想改革我们的媒体,不去用死板的宣传。”他继续解释说,“现在,我们要如何利用媒体积极地引导大家对中国西部进行投资呢?”
我想了想,说道:“事实上,与其用硬性的东西冲击你的观 众,不如倡导他们自己去旅行伏羲殇,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去,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真的会更加有效,相信我。中文里有个成语叫 ‘调虎离山’,这是三十六计中的其中一计。你只管吸引人们去 旅游,让他们自己去看看。如果中国媒体能做到这点,这将是一大进步。
我又开始想起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事情,恍惚间觉得这些事情可以被联系起来王培廷。我的思绪被打断了,因为赵启正突然兴奋地讲起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多层次投资政策:“先是国家投资基础设施,然后用这些基础设施吸引中国的私人投资,然后再用中国私人投资创下的财富吸引外商投资。这些投资累加起来, 既能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能为中国沿海制造的商品提供超级消费市场!”
我知道中国有能力成功开展这样的计划,但我也担心这会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会破坏千百年的传统和当地本来可以真正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
“我们确实也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赵启正点点头,然后转向我,“但是要怎么做呢?”
我还在思考传统文化的那些事。
随后灵光乍现。“我仍记得我在 1992年去拉萨旅游的情形。 那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时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平静之感。回到北京以后,我再也没有感受过那样的平静。如果你能用一部旅行纪录片加一本旅行书传达出这种体验的感觉,不掺杂任何目的,也不给观众与读者灌输某种思想,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想到这些地方 去,亲身体验一次。”
“好主意,”赵启正高声道,“我喜欢这个办法。”
“好啊,”我想测试一下他的容忍力,“如果你允许我来完成 这部只谈旅游不说其他的纪录片和书籍,那我会在中国偏远的西 部搭车旅行,然后让纪录片团队跟拍,最终创造出中国西部的一 种新形象。就像 20 世纪 70 年代,一听到老鹰乐队(Eagles)的《加 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就会想起美国西部。我想把我的纪录片叫作《寻找香格里拉》。你同意给我这样的权限吗郭家大院?”
赵启正沉思了片刻。“我相信你,”他说,“你总能给我一些很棒的建设性意见。过去,这些意见也总能奏效。我会给你安排 好一应所需。”
我愣住了,从没有想过能得到这样的回答。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寻找香格里拉的旅程就此开始。
人的部落本性与对新方法的抗拒
与赵启正的这场谈话仅发生在我新书发布的前一周。我的新书叫作《朱镕基传——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转型》,但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大多是在讲1992年到 2002年的十年改革。
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Inc.)的代表在北京匆忙地准备着新书的发行。他们决定将新书发布会安排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北京会场举行,我也正好被邀请去那里做演讲。 这本书预计将会在鸡尾酒招待会上发布。
但西装革履的人群使我感到厌倦,我很快就从新书发布计划的讨论中溜走了。
有一天,我出门去找艾敬闲聊。她是中国顶尖的流行歌手。 我们约在北京的一家星巴克碰面。说来也巧,这家星巴克位于怀旧感十足的友谊商店内,这正是 1981 年我作为交换生初到中国, 下飞机后的第一站猫耳宝贝 。当时我花了一美元买了一瓶可乐,令我的中 国房东震惊不已。而现在,星巴克里挤满了中国年轻人。
“这部纪录片真是你所有点子里最棒的一个,”艾敬看着她的咖啡,然后说道,“我认为只要你观察得足够仔细,你就能在一杯拿铁里找到香格里拉。”我紧盯着我的杯子,但什么也没有看见。艾敬说:“你看得还不够仔细。”
她向我解释说,过去,云南、四川、西藏都想使用“香格 里拉”这个名字去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终云南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荣获了“香格里拉” 的称号。
将香格里拉授予迪庆州的理论依据是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所著的《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s)一书和约瑟夫· 洛克(Joseph Rock)的探险笔记。约瑟夫·洛克是《国家地理》 杂志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任总编,他在迪庆州和丽江地区待了十八年。但我后来才知道,他作为西方人不太熟悉这里的发音, 把“香巴拉”误听成了“香格里拉”。
我告诉艾敬,我获得了赵主任的许可,可以去到西藏等地拍 摄纪录片。她十分清楚中国媒体行业的困难,所以大叫道:“这真 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其实,我对音乐创作、电影制片一无所知,甚至对摄影和设计都一窍不通。而现在,我却要成为一个全媒体纪录片项目的导演,连剧本和摄影团队都没有。于是我让艾敬掌控全局。不到一个礼拜,艾敬就组建起了一支一流的队伍。中国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三宝是蒙古族人,他答应为整部影片配乐。他的助理杨涛则负责乐曲的制作和剪辑。西藏自治区最有拍摄经验的摄像师窦焱来负责摄影团队。艾敬则负责艺术指导。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去 问“香格里拉在哪里”,这个问题后来成为贯穿整个作品的主题。 有了摄影组,我便开始搭车旅行,询问香格里拉的方向。
此时,我的新书发布也即将到来。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组织者拒绝将我们的新 书发布会放到官方的项目列表里。他们的理由是保罗·科埃略 (Paulo Coelho)(译者注:保罗·科埃略是巴西著名作家。他的著作全球销量已经超过 1.6 亿册,是历史上作品最畅销的葡萄牙语 作家,代表作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也被邀请出席了。宴会厅旁的那个小房间,已经预留给他,他将为商界人士举办一场“作 家之夜”。我的出版商质问主办方,这场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办地 在北京,又不是在南美洲,这样做怎么合理?现在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并获得了 2008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怎么可以忽略一本涵盖这些事件的书,无视深度参与到这些进程中的作者?
没有答复。
我的一位好友,香港时装设计师张天爱(Flora Cheong-Leen) 有了一个想法。那天晚上,她本来要去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开幕晚宴的时装秀。因此她建议我们在晚宴之后,租用君悦酒店的大堂休息区,在那里摆满我的新书,再开几瓶香槟,请一支爵士乐队。 等到了晚上,她会把她整个时装模特团队带来开场。“你想弄点剪彩之类的仪式吗?”她问我。
“不用了,”我回答道,“只需要每个女孩手里拿着一杯香槟, 和参加派对的商人或记者聊天就行,祝他们玩得开心。”
随着晚宴的结束,大批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人们都从宴会厅里走出,并乘坐扶梯下楼,而我的新书发布会便正在君悦酒店的大堂里举行。大堂里流淌着爵士乐,许多美貌的中国时装模特进行表演。派对一直开到凌晨才结束,世界经济论坛的组织者也别无选择地加入进来。最终,保罗·科埃略也出现在我们的派对上, 这令我们倍感荣幸。他原本等候在宴会厅旁闷热的房间里准备着 “作家之夜”,却没有几个商人出现割发代首。这些商人似乎更喜欢去和张天爱的漂亮模特们聊天。
中国正处于全球利益与兴奋感的顶峰。几乎每一位在北京待了十年以上的企业高管都在努力赚钱并转行为顾问。在那天的鸡尾酒会上,我收到了很多老友的名片,他们都是刚刚转行的新顾问。之后我开始推销我那本等候多时的新书,大家都来祝贺我已经成为超级顾问。
但对于这些,我已经没有多少兴趣。参与了十年自上而下的 货币政策与经济改革之后,我更想去实地观察一些东西。拍摄一部纪录片则是能带我去实现目标的最快方式,它能使我遇见一些我应该遇见的人。
那晚,当我被邀请讲话时,我感谢了我的出版商和好友多年以来的支持,但之后我发表了令每个人都感到出乎意料的一 番话:“写完了波澜壮阔的经济金融改革之后,关于中国,近十年可能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写的了。对于那些一直在北京陪伴着我的人,我要感谢你们多年以来的支持。但我现在要离开了, 我的法律投资咨询业务也将关闭。我要去西藏拍纪录片,我要去寻找香格里拉。”
我的出版商与我解约了。
这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出版商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最不想遇到的事情。他们把这些分得很清楚。出版商代 表尼克·沃尔沃克(Nick Wallwork)明确地告诉我:“我们只会出 版精英的财经书籍。”
回想起来,我觉得这种反应完全是由于部落主义。商业组织、 政府网络、媒体和出版商的工作都是以人性为基础的。从本质上讲,人是具有部落本性的。如果你穿着昂贵的西服,打着领带, 说着一个领域的行话,那这类人就会相信你,赞美你的工作,像狼一般在你身边周旋,等待着你可以为他们带来利益的一天。如 果你穿着破旧的牛仔裤,顶着一头脏乱的发型去做社交工作,那 么你就会遭到他们的排斥。人们通常是意识不到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么想的。
多年以后,我在非洲遇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非政府组织领导者罗根·勒曼,他们为社会企业和社区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的工作不会得到西方媒体认可,主流媒体的精英也不会报道这些。章慕良
2002年,经济基础已经被放在了高速发展的发射架上,没有人会想到从平民百姓那里寻求全球经济体系的替代方案。直到 2008 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之后,人们才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即便如此,一些欧美精英还不承认旧的大厦已经倒塌,世界需要一个全新的大厦。即使抗议者要求经济平等的声音在楼下的街道里回响,他们也会关上让新方法进入的大门。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解下领带,挂好西服,开始寻找我尘封已久的登山鞋。
我决意要去找到香格里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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