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美的假定》韩少功 荐读-空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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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几个夜晚,我又会回想起那堂从灵魂深处颤栗的语文课。上的就是这一篇,《完美的假定》。再艰涩的日子,高三什么的,我都会浪费晚自修的时间,去读它。需要食粮的日子里,我一直把它翻来覆去地啃。吐不出什么见解,只是心灵接受洗礼。神奇的事情啊,文字是平面图形,我却仿佛能透过它看到立体的事物,一种从未见过的散发着热力的实感。然后我向那里面扎根。我对它有了更深的信仰。
祝理想主义永垂不朽。
——Salt
韩少功
“人似乎不能没有依恃,没有寄托。一个古老的传说是,人是半神半兽的生灵,每个人的心中都活着一个上帝。人在谋杀上帝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
韩少功,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这一时期代表作有《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2000年,由《亚洲周刊》邀两岸三地专家评为"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之一,排名第22位。长篇《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均产生了不小反响。另外,韩少功"天涯体"散文在当代独树一帜,《性而上的迷失》、《完美的假定》、《革命后记》等作品既有形式美感,又以思想见长。
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
1,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
2.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
3.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完美的假定
03
切·格瓦拉
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参与领导古巴革命。
理想主义的代名词,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呢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1928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揭示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10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留在陌生异乡的鲜血,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吉拉斯
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事,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他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60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字迹模糊的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80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现实感,拒绝相信和许诺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汲收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而社会主义也必须汲收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的前景。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索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比彭德怀的遭遇还要惨。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极为清醒地为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的时候,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在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火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和盛情。在一大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找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仍然在为他和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的哆嗦。惟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在家里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它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遍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太多的日子空洞而苍白。
04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而且多变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共同的温暖,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各种学说和事件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新野天气预报,辉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着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高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的变成鬼脸或者漫画魔法少女沙枝。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入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惟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这不是什么理论,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智商,只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常识,一个无需教授也无需副教授无需研究生也无需本科生就能理解的东西:
美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do for Ugly(对丑的情欲)》,一个西方记者写的。文章指出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丑物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很长时间内,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人参蛤蚧酒,渐入美的忘却。平宁而富庶的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政治:一个丛林里的“红色高棉”,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道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人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全孝盛抖奶舞,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打探同样的异性按摩,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强制,interest(利益)与interest(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business(正经事)同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一个“利”字了结。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体制化庸俗。我们已经习惯把“崇高”一类词语,当做战争或灾难关头的特定文物,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
我们只有在猛然回头的时候,偶尔面对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才会发现我们少了点什么。不,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加自由和丰富,但我们最终设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我们的理想已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理想的自由和丰富,只是千差万别的行尸走肉。没有理想的文化多元,只是服装优美设备精良的诸多球赛,一场场看去却殊少趣味,没有及格的水准,没有稍稍让人亮眼的精神纪录。
05
理想从来没有高纯度的范本。它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有点像数学中的虚数,比如根号下的-1。这个数没有实际的外物可以对应,而且完全违反常理,但它常常成为运算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引导。它的出现,是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是数学之镜中一次美丽的日出。
严格地说,精神的根号下的-1还有“自由”、“虚无”、“人性”、“自我”、“真实”等等。只要没有丧失经验的常识,谁会相信现实中的人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呢?可以修炼出完全绝对的“虚无”呢?可以找到完全抽象的“人性”?可以裸示完全独立的“真实自我”?……但是,如果因而取消这一类概念,取消这些有益的假定,我们很难想象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比较起来,在很多人那里,理解“理想”比理解其它假定要困难得多,要让人大皱眉头,不管加上多少限定成分的佐料心恋简谱,配上多少美言名言格言的开胃酒水,还是咽不下这一个词。这并不妨碍他们正在努力——也在要求人们努力——理解世俗,理解唯利是图,理解卡拉OK,理解摧眉折腰和告密,理解三陪小姐和红灯区,理解用红包买来的文学研讨会,理解十万元养一条狗,理解中国人对中国人偏偏不讲中国话。
理解是个意义含混的词。理解不等于赞同。理解加激赏算是理解,理解但有所保留算不算理解?理解但提出异议算不算理解?提出异议但并没有要求政府禁止没有设冤狱也没有搞打砸抢,为什么就要被指责为白痴或暴徒式的“不理解”?驳杂万端的世俗确实是不可能定于一格的,需要人们有更多的理解力,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是世俗,远没有中产起来的更多退休工和打工仔也是世俗;星级宾馆里的欲望是世俗,穷乡僻壤里的朴实、忠厚、贫困甚至永远搭不上现代化快车的可能也是世俗;商品经济使这里富民强国是世俗,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商品经济造成贫富差别、环境污染、文化危机等弊端也是世俗,对后者保持距离给予批判的人,其优劣长短生老病死,本身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斯世斯俗,是不是也需要理解?“世俗”什么时候成了一部分人而且是一小部分人的会员制俱乐部?
滥用“理解”、“世俗”一类的词,是一些朋友的盲目和糊涂,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文字障眼术,是不便明言的背弃,周到设防的勾搭,早已踩进去了一脚,却继续保持局外者的公允和超然,操作能进能退的优越。这些人精神失节的过程,也是越来越怯于把话说个明白的过程。
其实,真正的理想者是不要求理解的。甚至压根儿不在乎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每天都要吮着理解的奶瓶,都要躺入理解的按摩床,千方百计索取理解的回报,如果他对误解的处境焦急和愤懑,对调头而去的人渐生仇恨乃至报复之心,失去了笑容和平常心,那么他就早已离理想十万八千里,早已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理想的核心是利他,而利他须以他人的利己为条件,为着落——决不是把利益视为一种邪恶然后强加于人。光明不是黑暗,但光明以黑暗为前提,理想者以自己并不一定赞同的众多异类作为永远忠诚奉献的对象。他们不会一般化地反对自利,只是反对那种靠权势榨取人们奴隶式利他行为的自利。而刻意倡导利他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当他们手里拿着奴隶主的鞭子。理想者也不会一般化地反对庸俗,只是反对那种吸食了他人之血以后立刻嘲笑崇高并且用“潇洒”、“率真”一类现代油彩打扮自己的庸俗。而刻意歌颂崇高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此时的他们可能正在叩门求助,引诱他人再一次放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逆相思,而是非理想的极端化与恶质化与强权化——其中包括随机实用以巧取豪夺他人利益的伪理想。
06
历史上,暴君肆虐、外敌入侵或者天灾降临之际,大多数人必须依靠整体行动才能抵抗威胁,理想便成为了万众追随的旗帜,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脚本。对于理想者来说,这是一个理解丰收的时代。好心人不必因此而自慰,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上”的种种喜报。事实上,陈雁升特定条件下的利义统一,作为理想畅行一时的基础,不可能恒久不变。
理想者更多理解稀缺的时代。在人们的利益更多地来自个人奋斗的时候,社会提供一种利益分割贫富有别鼓励竞争的格局,通常的情况下,理想无助于一己的增利,反而意味着利益的它移,于是成为很多人的沉重负担,成为额外的无限捐税,无异于一种压迫欲望的侵夺。他们即便对崇高保持惯性的客套,内心的怀疑、抗拒、嘲弄以及为我所用的曲解冲动却会一天天燃烧如炽。这没有什么。好心人不必因此而悲哀,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下”的诊断。事实上,特定条件下的利义分离,作为理想一时冷落的主要原因,同样不会恒久不易。
舍利取义是群体的需要,却不是个体的必然。宗教有一种梦想:使大众统统成为义士和圣徒。每一种教义无不谴责和警戒利欲,无不指示逃离世俗的光明天国,而且奇迹般地获得过成千上万的信众,成了一支支现实的强大力量,成为历史暗夜里一代一代的精神传灯奥视纪录片。不幸的是,宗教一旦体制化,一旦大规模地扩张并且掌握政权,不是毁灭于自己的内部,滋生数不胜数的伪行和腐败了;就是毁灭于外部,用十字军东征一类的圣战,用宗教法庭对待科学的火刑,染上满身鲜血,浮现出狰狞的面孔。
……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
那是一次理想最大的胜利,也是最大的毁灭和冷却。
07
都林的一条大街上,一个马夫用鞭子猛抽一匹瘦马,哲学家尼采突然冲上去,忘情地抱住马头,抚着一条条鞭痕失声痛哭,让街上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从这一天起,他疯了。格瓦拉会不会疯呢?——如果他病得最重的时候,战友偷偷离他而去;如果他拼到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他的赞美者早已撤到了射程之外;如果他走向刑场的时候,才知道根本没有人打算来营救,而且正是他曾经省下口粮救活的饥民,充当了致他于死地的政府军线人。
吉拉斯会不会疯呢?——如果他发现自己倡导的改革,不过是把南斯拉夫引入了一场时旷日久的血腥内战;如果他记忆中当侍者的老人,后来不过是成为异国他乡的难民;如果他思念中的拉货或站岗的青年,后来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巨商,呵斥着一大群卖笑为生的妓女,而那些妓女,一边点着闪光的小费一边大骂吉拉斯“傻冒”。
理想者最可能疯狂。理想是激情,激情容易导致疯狂(比如诗痴);理想是美丽,美丽容易导致疯狂(比如爱痴);理想是自由望天打卦,自由容易导致疯狂(疯者最大的特点是失去约束和规范)。理想者的疯狂通常以两种形态出现:一是“文革”,二是尼采。“文革”是强者的疯狂,要把人民造就成神,最后导致了全民族的疯狂。尼采是弱者的疯狂,把人民视为魔,最后逼得自己疯狂。“他们想亲近你的皮和血”,“他们多于恒河沙数”,“你的命运不是蝇拍邡怎么读!”……尼采用了最尖刻的语言来诅咒自己的同类。这种狂傲和阴冷,后来被欧洲法西斯主义引伸为镇压人民的哲学,当然事出有因。
尼采毫不缺少泪水,毫不缺少温柔和仁厚,但他从不把泪水抛向人间,宁可让一匹陌生的马来倾听自己的嚎啕。我也许很难知道,他对人民的绝望,出自怎样的人生体验。以他高拔而陡峭的精神历险,他得到的理解断不会多,得到的冷落、叛卖、讥嘲、曲解、陷害,也许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最后只能把全部泪水顿洒一匹街头瘦马,也许有我们难以了解的酸楚。马是他的一个假定,一个精神的,也是他全部理想的接纳和安息之地。他疯狂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存在下去,无法再与人类友好地重逢。
他终究让我惋惜。孤独的愤怒者不再是孤独,博大的悲寂者不再是博大,崇高的绝望者不再是崇高。如果他真正看透了他面前的世界,就应该明白理想的位置:理想是不能社会化的;反过来说,社会化正是理想的劫数。理想是诗歌,不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蓝图;是十分个人化的选择,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于众强加于众的社会体制。理想无望成为社会体制的命运,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命运,总是显得相对幼小的命运,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会价值所在,恰恰是它永远与现实相距离并且指示和牵引一个无限过程的可贵前提。
在历史中的很多岁月,尤其是危机尚未展现的时候,理想者总是一个稀有工种,是习惯独行的人。一个关怀天下的心胸,受到一部分人乃至多数人乃至绝大多数人的漠视或恶视,在他所关怀的天下里孤立无援,四野空阔,恰恰是理想的应有之义。一个充满着漠视和恶视的时代,正是生长理想最好的土壤,是燃烧理想最好的暗夜,是理想者的幸福之源——主说:你们有福了。
美好的日子。
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走入了熙熙攘攘的街市,走入了陌生的人流,走人了尼采永远不复存在的世纪之末。我走入了使周围的人影都突然变小了的热带阳光,记起了朋友的一句话:我要跳到阳光里去让你们永远也找不到我。我忘不了尼采遥远的哭泣。也许,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
在《创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说:
“他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星,你还得不念旧恶地照耀他们。”
理想主义永垂不朽!
Salt · Anna · Y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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