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恶意》:“美”得独特绝妙,“恶”得无与伦比 傻瓜说-傻瓜说新泰人才网
“美”得独特绝妙,“恶”得无与伦比
——读东野圭吾的《恶意》
东野自认最完美的作品就是这本书,这种私爱完全可以理解。就我读过的四本东野的书而言(《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秘密》,《恶意》),《恶意》无疑是叙事结构最为独特和富于创意的。
如果平铺直叙来看,这本书讲了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从少年起就非常善良、正直、友爱的日高邦彦,一直都在帮助野野口修,包括使他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但发现自己癌症复发、时日无多,而他自认为少年时的一次作恶面临暴露,以此为导火索内心对日高旷日持久的“恶意”爆发了出来,不仅杀害了日高,事先精心制造的假象还诱导警察把他的作案动机定为受到日高胁迫、充当其“影子作家”而产生的愤恨。
多亏警察加贺恭一郎明辨秋毫,思虑严谨,识破了野野口修做的那个大“局”,还原了真相,还死难的日高以清白。
一般来说,推理小说对叙事结构并不会有太多的考究,只要让读者跟着故事和悬念走即可,所以无论是单线条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式,还是多线条的《白夜行》式,习见的都是用故事进展的情节、线索和谜团来吸引读者。但《恶意》却一反常态。
它的叙事方式是,前三章野野口修的手记和加贺的独白交叉进行,后边是警察调查中野野与日高的过去的同学、熟人对他们的追忆,最后是加贺面对野野对案件真相的揭示。
如果说一般的叙述方式构成了悬疑的迷宫,东野的结构方式却构成了陷阱——无数的陷阱。读者的阅读习惯不自觉地倾向于对叙述者的叙述信以为真,但身为局中人之一的野野的叙述,却在客观和透明(它随时给警察阅览)的背后,构成了难以置信的“陷阱群”,或者说“陷阱”套着“陷阱”——
野野叙述的表层陷阱,是供警方相信、而后又供其发生怀疑和追寻的,一切都似乎都算计到了。也就是说,这一层陷阱是供破获的。这些陷阱非常精妙,比如他竭力掩饰他有女友,竭力掩饰与日高前妻初美的关系。警察却疑虑重重,费尽周折拿到各种证据,包括日高“寄”到加拿大的记录野野潜入日高府邸的录像(其实是野野借机偷偷塞进邮寄包裹中的)等等。
野野谋杀日高的动机“真相大白”。董湘昆这一真相非常感人,有“自私残忍”的日高胁迫野野虫之歌,剽窃后者的杰作获得文学大奖于承恩,有野野和日高前妻令人感动和同情的爱情,有野野的含辛茹苦和悲惨血泪,也有日高的“道貌岸然”、金玉其外败絮自中……
本身野野的叙述和警察的探幽烛微,已经构成一个丰满而完美的、十分动人的悲剧故事,悲剧主角的遭遇引人同情愤慨,他的才华令人唏嘘惋叹,仿佛在这个悲剧故事被侦破后,一个隐形文学大师浮出水面。这是多么富有戏剧性、也让人感动的故事。
恐怕任何警察跨过第一重陷阱,都会非常满足和骄傲。我甚至觉得,即便没有第二层叙述陷阱,这也可以构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了。
东野的杰出叙事才能直到第二重陷阱被加贺清晰破解和揭示,才耀眼闪现。所有的一切都是野野处心积虑布下的局,“一盘大棋”帝国之心。所有的因素包括警察甚至加贺本人都曾是他摆布的棋子。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野野对从少年时代起就热心救助他的日高的“恶意”才是真的。
这种“恶意”真的是让人如坠地狱、毛骨悚然——这个词可能是东野的著作给人的共同感觉,他善于把人性恶推演到令人无法想象、目不忍睹的极致。从长时间把日高的作品抄写下来(还带“创造性”改动——为了更像草稿),到偷偷拍摄自己入宅作案的录像,从伪造和初美私通,到无意间提醒警察注意日高的某部著作(著作中写的是红杏出墙的故事)……野野动用了无数的心机巴哥正传,无数的细节,尽其计算和想象,构筑了要将日高彻底颠覆、几乎不可能翻案的栽赃体系。其处心积虑,深文周纳,一丝不苟,全面周严,将抽象的“恶意”烘托得毫发毕现、生龙活虎,而又险如崖、重如山、深似海……
加贺听从自己本能的疑惑,通过蛛丝马迹一点点将靠近真相,从而完成了一个绝大的反转,相比于外在的反转(例如凶手易人),这种作案动机的反转、凶手与被害者形象完全逆转的反转,其脑洞和奇特令人拍案叫绝。
野野部分的文本和加贺部分的文本,始终在互相对话、试探、交锋、颠覆,直至后者从极易忽略的细微处发现了裂纹,扭住不放一点点扩大成果,终将野野构筑的谎言体系彻底撕裂开,让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野野用全副身心编制的这个案件,达到了他在文学中无法企及的精彩,这也可谓他在生命尽头拼死一搏的虚构和创作。然而,当他以“恶意”为叙述的原料和源泉,无论结出的“恶之花”多么艳丽奇谲,最终还是被识破,最终证明仍是拙劣的。
东野用这样的结构,极大扩展或者颠覆了推理小说的叙述方式。在后者那里,读者是参与智力解谜的追随者,即便可能被作者制造的迷雾所欺骗,但始终存在反思的空间。而东野的分裂式叙述则让读者一开始就和凶手融为一体,读者是叙述的戏耍和颠覆对象。
还不仅如此。细细品味,东野似乎还在本质上拷问写作的“真与伪”的问题。写作无疑是虚构的艺术,但野野式的虚构是为了掩饰真相和世界的真实,无论看似多么精美严密却是井中月、砂之塔,虚浮而极易崩溃。只有以探究真实为动力的写作才坚实、高明、美妙。
似乎他还想说的是,用聪明写下的东西,远远不如用智慧写下的。聪明和智慧的区分在哪里?以我粗浅的理解,聪明可能包含着恶,智慧却和良知同行。与恶结盟的聪明无论多么周密巧妙,最终证明都是极其笨拙和愚蠢的。
所以我要说这本书生动深刻地诠释了某种写作的方法论,怪不得东野如此自豪。毕竟,其他的小说是取悦读者的,而这本书却教诫着作家们。
关于野野“恶意”的根源,恐怕这是一种植根于人性深处的东西,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对于一些人来说获得爱确属一种负担,获得越多负担越重,在某些人那里这并不会唤起同样的爱与感恩,而是令其愈加自卑,对给予者产生深深的恨。“升米恩岁末到家古诗,斗米仇”,古老的格言就建立在这样的人性之上。
记得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中对此有相关的论述。再次翻阅之后果然如此——
“明治前最著名的法律之一就是:‘发生吵架争论时,不可无端插手。’在日本,一个没有明确受权的人如果在这种场合帮助他人,就会被怀疑是在不正当地从中渔利。接受帮助者将会对其帮助感恩不尽,这个事实并不是使任何人渴望去利用这种好机会,相反使他对助人一事非常小心谨慎。尤其在不拘泥形式的场合,日本人特别谨防被卷入‘恩’的漩涡中去。从以前毫无关系的人那里即使递过来一支烟也会使日本人觉得于心不安,而他表示感谢的有礼貌的方式是说:‘真过意不去啊’(‘の毒’)……因此,‘の毒’有时被翻译成‘谢谢你’,因为给了我这些纸烟;有时被译成‘对不起’,因为蒙受了恩惠;有时被译成‘丢脸’,因为给了我如此过分的东西。”
本尼迪克还发现,日语中更强烈地表达蒙受恩惠的另一句“辱なぃ”,词意为“侮辱”、“丢脸”,它既有“我含羞蒙辱”之意,也有“我非常感激”之意。所以她认为“恩”这个词汇,用英文的“obligations”(义务、恩惠)、“loyalty”(忠诚)、“kindness”(好意)和“love”(爱)来翻译,都是不准确的。“恩”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施与者和领受者是“债权人”和“负债人”的关系——“每一个日本人都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施‘恩’太重,就会遇到麻烦。”①
可不是吗?日高一再的盛情帮助,没有得到野野的相应回报,却让他不堪重负而产生了无限的“恶意”。恐怕,少年时野野远离日高,投入校园恶霸麾下助纣为虐,就不仅仅是害怕被继续欺负,还有他要解脱日高的帮助给他的“羞辱”和“负担”的潜意识吧。
本尼迪克说:
“爱、仁慈和慷慨,我们对其的珍重正是因为它们的给予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然而在日本它们却必定带有附加条件。每一个这样的行动一旦被接受,就会使接受者成为欠恩情债的债务人。正如日本人的俗话所说:‘受恩还需(达到不可能的程度的)天生的宽大度量’。”
“受恩”不仅需要施与者的仁慈宽厚,还需要受恩者的“宽大度量”,听上去很奇怪,但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其他文化中的人,都是普适的。因为人性是相通的。
读这本书,再次感受到东野的作品很少或几乎没有制度批判。作为警察来说,他们只用发挥智慧投入调查即可,没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掣肘,没有腐败,没有悲哀的权力钳制。这种印象非常深刻。应该说这从一个角度折射了现代日本社会政治的大致状况致命性游戏。
所以东野的小说尽管复杂,但本质上仍很单纯。这并不是缺点,而是其魅力的重要方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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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菊与刀》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