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书》“兔头”发微——兼论南北朝时方术与兵学的关系 高中正-天健文史社
高中正,1990年生,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记载侯景之乱,讲到侯景攻打王僧辩所守的巴陵郡时,有这么一段话:
(侯)景帅船舰并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广设毡屋,耀军城东陇上,芟除草芿,开八道向城,遣五千兔头肉薄苦攻。
其中“兔头”一词,较难理解。黄址青先生在《<梁书>兔头考》一文中,对这句话中的“兔头”进行了考辨,认为是“锐头”的形讹,指的是凶悍的士卒。黄先生主要有以下几个论据:
1.中古俗写“兔(或免)”“兑”形近
2.“兑”与“锐”通
3.“锐头”即尖头,头小而锐,为猛将之相
4.兔头不辞
其中有几点值得讨论。首先,由“兔”讹“兑”再通作“锐”的情况,较为迂曲,我们无法找到“兔”、‘锐”相讹的直接证据。其次,黄先生所举“锐头”文例多形容“猛将之相”,而《王僧辩传》是“五千锐头”,在文献中找不到以“锐头”指代普通士卒的例子。再者,“兔头为锐头之讹”的说法没有版本上的依据,这不得不使我们慎之又慎:如较早的百钠本《梁书》(以南宋眉山本为底本)即作“兔头”,北宋初年的《册府元龟》、南宋《通志》引此段话,并作“兔头”,都没有问题,因此难以坐实说这几个本子都误。再来看旁证,类似的史实,晚于《梁书》的《南史·王僧辩传》作“景军肉薄苦攻”峨《资治通鉴·梁纪》作“景肉薄百道攻城’,两书均无“兔头”一词,从逻辑上来讲,如果本作“锐头”,二书就没有删去的必要。而且“兔头”并非不辞,我们可以从《道藏》中找到例子。如:
《黄帝太乙八门入式诀》卷中记太阴玉女手下有六丁神将,称“戴符(六丁神将符)入阵,敌人自退”:
第一,丁卯神将门者徐仪,户名公孙齐,其神着道服裙,冠中有兔头,右手持戈,有兴云致雨破阵之力;
第二,丁丑神将门者徐可,户成子,其神着黄衣裙,冠中有牛头,左右手持钨,名子林,入海取异宝;
第三,丁亥神将门者司马光,户名石戟,其神着皂服裙,冠中有猪头,右手持錞,名凌成,陆飞行万里,取世上好物;
第四,丁酉神将门者石众,户干可,其神着白衣裙,冠中有鸡头,左手持弩,天女曰:驱使鬼神,飞走雷电,有兴云致雨之力;
第五,丁未神将门者公孙借,户司马胜,其神着黄衣道服裙,冠中有羊头,左手持戟,有变昼为夜之力;
第六,丁巳神将门者公孙光,户司马卿,其神冠中有蛇头,着排衣服裙,左手持镑,有移山覆海之力。
《太上六壬明鉴符阴经》卷四“六甲阴符”:
甲子旬,阴符在丁卯,其神兔头人身。
还如《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卷中《六丁玉女名仪服色》:
(丁卯)玉女状貌,青朝服,戴兔头冠,黄裙,敛愁眉,左手执如意珠,右手仗剑。子丑日,下降奉事,在人家东厅阁。
由上述材料可知,有一类降除妖邪、寻取异宝的神将,或是“冠中有兽首”,或是兽首人身。“冠中有兽首”的形象之一就是“兔头”,可见“兔头”并非不辞,只不过多见于道教文献。
这种兔头、蛇头、虎头等形象,在方术中对应纪日的六丁、六甲,因此也被称为六丁、六甲神。
先秦方术应用于军事,《汉志·兵书略》因此列“兵阴阳”一类。早期道教吸收方术后,使得传统兵学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文所引三处有关“兔头”的道教文献,就均与军事有关。其中《黄帝太乙八门入式诀》,讲降除妖邪的各种道法,内中神仙各有武职,官阶分明,有很浓郁的传统兵学色彩。后两书也有兵阴阳家的性质。我们认为《梁书》中“兔头”与保存于道教文献中与兵学相关的“兔头”当有一定联系。在论证前,有必要对六丁、六甲神的理论、实践进行说明。
六丁、六甲本是干支相配用以纪日。以六十甲子时日而产生的方术,属于择日之术,如尹湾汉墓9号木犊的《六甲占雨》,以六十甲子按六甲排列。而六甲之术很早就应用于军事《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稷辰》篇、孔家坡汉简《日书》“彻日”条,都有“六甲相逆,利以战伐”的记载。《汉志》“五行家”列有《风鼓六甲》二十四卷、《文解六甲》十八卷,参考同属“五行家”其他诸书题“刑德”“用兵”来看,类似的书可能己与兵学有关《汉志·兵书略》阴阳类小序称:‘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类方术应用于军事可能是有‘顺时而发”的性质。
六甲之术可以应用于遁甲。《后汉书·方术传序》“其流又有风角、遁甲……”,李贤注:“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今书《七志》有《遁甲经》。”甲为阳,六甲之阴为六丁,如甲子之阴为丁卯,逐一相配。又有六丁之法《灵宝六丁秘法》开篇称:“此道法门度世奇诀,古者名将,皆受此诀。是以逆知胜负,预晓吉凶,明是非圣贤,皆有神助。”可知也和军事关系密切。
六丁、六甲发展为值日之神,一般包括十二名神抵,六甲有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丁有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
东汉时就记载有役使六丁之事,《后汉书·梁节王畅传》:“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李贤注:“六丁,谓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则丁卯为神,甲寅旬中,则丁巳为神之类也。役使之法,先斋戒,然后其神至,可使致远方物及知吉凶也。”通过李贤注,可知甲子旬中可役使丁卯神。这时期己经有祠祭六丁的行为,《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
(李)催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
可见早期属于巫术方技一类,方法为劾厌役使,且汉末己经升为神抵。至于六丁、六甲为何存于道教文献中,通过史料,可大致了解其在早期道教中流传脉络:
葛洪《神仙传》称左慈“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博物志》中,称其能“厌刻鬼魅”。据《抱朴子》卷四《金丹》所言,左慈曾授葛洪从祖葛玄丹经。这使六甲之术与葛氏家族有所牵连。《真浩·真胃世谱》记有天师道丹阳许氏家族世系,与葛洪约略同时的许迈曾经天师道吉阳治的左领神祭酒李东传授“六甲阴阳符”,那么该符法早己存于天师道中。而许迈五弟许谧为上清派创始者,许氏家族与葛洪家族又是姻亲关系,许迈还曾授六甲阴阳符与王徽之。
这种交互授受关系,使得原本独立存在的“六丁六甲”类方术被当时道教诸派吸收发展,同异并存,以至于在方术类典籍大量散佚后,仍多保留于道书中。从南北朝时开始,道教灵宝和上清两符箓派都使用六甲符箓,目前可见的存在于道教文献中的六丁、六甲神,则多属武官。
据葛洪所记,当时己有十卷本的《六甲通灵符》一书,可见此前己有系统的符术流传。
这类方术在当时也己应用于兵学,《隋书·经籍志》子部兵家类就著录《六甲孤虚杂诀》《六甲孤虚兵法》各一卷。葛洪《地真》已言及六甲辟兵的方法:“若为兵寇所围,无复生地,急入六甲阴中,伏而守一,则五兵不能犯之也。”只是交代过于简单,而《隋志》所载各书今天也己不存。鉴于“术数知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对于六甲之法在兵学中的具体应用,鞠敬伟大致可以参考较为系统的方术书《景裕遁甲符应经》。该书是北宋仁宗有感古来遁甲之术可以‘顺天时陈兵法”的作用,而秘府所藏这类古书篇卷浩繁,于是命杨维德等人采择其中精纯而编写的。该书卷下“六甲阴符”一节云:“凡为上将遇其敌,须作六甲阴符,令敌人自诛。”其中丁卯神的形象为“甲子旬阴在丁卯,其神兔首人身”。可见该书作为独立的方术文献,和上文道书中的“兔头”形象颇为一致。此书还讲到了作符辟兵之法:“常以月蚀之时伐牡荆或梧桐阴上枝,以雌黄气画其神像并神名著像之下”,如丁卯神的使用,“暇令甲子日,阴在丁卯,正东,再拜而呼其神而咒之。以锦帛为囊盛阴符,常随身,则百鬼万兵不能侵。以阴符指敌人自灭”。
这里的“六甲阴符”,军事用途明显,此类术法当有较早来源。齐梁时陶弘景《登真隐诀》解释“牡荆”已引《六甲阴符》一书。值得注意的是《抱朴子·杂应》也记载辟除五兵之道所作的“六阴神将符”与“六甲阴符”类似:
或取牡荆以作六阴神将符,符指敌人,或以月蚀时刻……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
可见遁甲符应经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六甲符的使用方法。我们认为,这种“丁卯神符”和《王僧辩传》里的“兔头”有关。
方术中有“孤虚”之法来纪日,即以天干与地支相配,所余两地支称为“孤”,与“孤”相对为“虚”。《史记·龟策列传》引孔子曰“旧辰不全,故有孤虚”,南朝梁裴骃《集解》引《六甲孤虚法》:“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即为孤,辰巳即为虚。”甲子旬包括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共十天。依照李贤对范晔《后汉书》的注解“甲子旬中”可以役使的是“丁卯之神”,对照上文方术、道教文献中的六丁神将,丁卯神即为“冠中有兽首”的“兔头”形象。
而侯景攻打王僧辩的时间,恰好是甲子旬中的甲子日:
《梁书》卷四《简文帝本纪》:“闰月甲子,景进寇巴陵yyf直播间,湘东王绎所遣领军将军王僧辩连战不能克。”
《梁书》卷五《元帝本纪》:“庚戌,领军将军王僧辩帅众屯巴陵。甲子,景进寇巴陵。”
由上可知,侯景攻打巴陵的时间为甲子,即甲子旬首,这也正是侯景所选派的五千人以兔头为饰而非其他六丁、六甲神的原因。
择日对将兵的重要性不言而明。《左传》成公十六年《传》就有“陈不违晦”的说法,因此,侯景选择甲子旬中的甲子日当非偶然。所谓“兔头”一词,为偏正结构,以“头”结尾的偏正词组,在中古不仅可以解释为头衣,也有面具的意思,前者例证如幞头、幧头、贯头等,后者如张衡《西京赋》载倡优之戏“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唐李善注:“仙倡不屑弟,伪作假形,谓如神也。黑豹熊虎,皆为假头也。”假头即假面。
依据前者“兔头”可以解释为兔首形象的冠饰,即指戴有类似“兔头冠”形制头衣的精兵。类似的十二支神像可以参照。十二支神像中常有兽首或兽首冠人身的形象,如唐大和三年(829)王承宗季女墓志中的生肖人物,冠饰与《黄帝太乙八门入式诀》“冠中有兔头”的描述照应,可以佐证。秦汉时期皇帝禁卫精锐或称为“旄头”,挚虞《决疑录要》注记载西晋彭权曾引《秦记》向司马炎解释其用义:“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唯畏旄头。故使虎士服之,卫至尊也。”“旄头”应该也是士兵佩戴的冠饰。
不过“兔头”更可能是类似《周礼》“方相氏”魅头般的面甲。清人汪师韩认为假面“有用之战阵者,有用之乐舞者”,并举《晋书·天文志》朱伺“戴铁面自卫”、《齐书·神武本纪》神武围玉壁西城“城中出铁面”等事,可见这种形象并非特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北齐书》所载兰陵王在突厥入侵晋阳之战中突入军阵“免胃示之面”因而有“《兰陵王入阵曲》一事,《通典》等书以为即假面。
古人或在兵甲上饰有夸张动物图案,如殷墟1004号墓出土胃额头已有大型兽面纹或夔文。何况正史确有侯景军戴面甲的记载,按《南史·贼臣传》:“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及景至彻航,始除一舶,见贼军皆着铁面,遂弃军走。”侯景军中这种普遍装备的“铁面”,图案当然可能是兽形,因而惊到庾信。参照前面《黄帝太乙八门入式诀》讲到的“戴符(六丁神符)入阵,敌人自退”。景军“兔头”可能具有类似符的性质,而以帽饰或胃面来呈现。
历史往往有相似性,这种戴“兔头”对应丁卯神,恰好可与我们所熟知的东汉末年“黄巾军”事件参照。《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记载:
(张)角等知事己露,晨夜驰救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摽帜,时人谓之“黄巾”。
其中“黄巾”,学者多认为对应传世文献、镇墓文和出土印章“黄神越章”中的神抵“黄神”。黄巾军声称“苍天己死,黄天当立”,因而“皆著黄巾”照应这种轮替,与侯景军士戴“兔头”以对应甲子日丁卯神,可谓异曲同工。《抱朴子》卷一七《登涉》记载说: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这种配印以为符的方术行为后被道教利用,遭到了当时佛教人士的讥弹,齐梁时释玄《辨惑论》中称其竞作“邪佞符章”来愚弄大众,其中特别提到了“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一事。吐鲁番59TAM303墓出土了高昌和平元年(551)墓志,同时还发现一符纸,上面绘有人形持叉图案,下写“黄”字,折成小块缝在绢囊内,一些学者认为即“黄神”符。而黄神和六丁、六甲神或属于同一系统,时代较早的《太一正一咒鬼经》称:“天师曰:‘吾上太山渴见黄老君,教吾杀鬼语……左扶六甲,右扶六丁,前有黄神,后有越章。”’
从黄神、“黄巾”到“黄神越章”符章、“黄”神符,与“兔头”为代表的六丁、六甲神被道教继承、作为规范化的符的演进过程近似,可作平行类比,通过表格的形式能够较清楚反映:
表1“黄巾”“兔头”事件对比表
事件
文献来源
士卒头饰
所对应神祇
相应符制
黄巾之乱
《后汉书·皇甫嵩传》
黄巾
黄神
黄神越章、缝于绢囊“黄”字符
巴陵之战
《梁书·王僧辩传》
兔头
丁卯神
锦帛为囊盛阴符
这种以头饰或胃面对应神抵,以求神助的行为,属于厌胜之法,符合人类学者弗雷泽提出的“相似律”中“模拟巫术”一类。《辨惑论》将类似术法归为“畏鬼戴符妖法”,并云:“至于使六甲神而跪拜清厕……闻其著符,昔时军标。张角黄符,子鲁戴绛,卢惊紫标,孙恩孤虚。并矫惑王师,终灭人鬼。”由于事属不经,除“张角黄符”外,其余正史多不载。对于“紫标”,周一良先生认为“所言皆五斗米道起义军所佩标志,色各不同……然孙恩自称紫道……天师道军士之紫标,或与紫道之义有关”。可见这种过去作为军标的符,在诸人起事时,仍用以照应,作为军队标识。文献中,还可以找到类似“模拟巫术”的例子。
汉代羽林熟悉水战的士兵,被称为“黄头”。《汉书》卷五一《枚乘传》:“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袭大王之都。”其中“黄头”,颜师古注:“邓通以掉船为黄头郎。”而《佞幸传》载邓通“以灌船为黄头郎”,颜师古认为是“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着黄帽,因号曰黄头郎也”。
如果颜师古的说法属实,汉代水军用“黄头”代表土以胜水。以帽饰照应五行的行为,和侯景用“兔头”照应时日,也有同样的心理暗示意义。《北齐书》卷四九《方伎传》还记载怀文改换旗帜颜色来对应五行:
綦母怀文,不知何郡人。以道术事高祖。武定初,官军与周文战于邙山。是时官军旗帜尽赤,西军尽黑。怀文言于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灭火,不宜以赤对黑。土胜水,宜改为黄。”高祖遂改为赭黄,所谓河阳幡者。
此外,侯景军中使用方术的行为,也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古关于方术的知识信仰,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国家运行、军事行动以至民众生活。东汉至于南北朝的兵学与方术,即呈现这种纠葛融合的局面。
如《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
赵彦者,琅邪人也。少有术学……彦推遁甲,教以时进兵,一战破贼,燔烧屯坞,徐充二州一时平夷。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
明彻亦微涉书史经传,就汝南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妙,颇以英雄自许,高祖深奇之。
《南史》卷九《陈本纪上》:
帝以梁天监二年癸未岁生。少俶傥有大志,长于谋略,意气雄杰,不事生产。及长,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推服。
其中赵彦、吴明彻为将领,陈霸先是皇帝,都以军功闻名。他们所学孤虚、遁甲之类皆载于史传,可见当时军事领导者对此的推重。
当时战事中,也可以见到熟习方术的方士的参与。《北齐书》卷四九《方伎传》还记载:
王春,河东人。少好易占,明风角,游于赵、魏之间,飞符上天。高祖起于信都,引为馆客。韩陵之战,四面受敌,从寅至午,三合三离。高祖将退军,春叩马谏曰:“比未时,必当大捷。”遽缚其子诣王为质,不胜请斩之。俄而贼大败。其后每从征讨,其言多中。
从上述材料可知,从汉末特别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兵学与方术关系密切,方术使用于军事中并非罕见。侯景所处的南朝梁末,正是这样一个时化《隋志》即载“梁有《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更何况侯景本人也溺于迷信《南史》卷八〇《贼臣传》载:
及景将败,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饮酒吠肉,不异凡等。世间游行己数十载,姓名乡里,人莫能知。初言隐伏,久乃方验。人并呼为阁梨,景甚信敬之……及景死,王僧辩截其二手送齐文宣,传首江陵,果以盐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
由此可以看出,在侯景之乱后期,有名为“僧通”的沙门曾对其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可能涉及与王僧辩的军事对阵。关于沙门与政治军事的关系,吕思勉在《沙门与政》有述及,南北朝时期,僧人好附会,通道术、医术、相术、算学历法,甚至参与军事政治,并不少见。《北史·艺术上》就记载沙门灵远(荆次德)事迹:
时又有沙门灵远者,不知何许人,有道术。尝言尔朱荣成败,预知其时。又言代魏者齐,葛荣闻之放课后少年,故自号齐。及齐神武至信都,灵远与勃海李嵩来谒。神武待灵远以殊礼,问其天文人事。对曰:“齐当兴,东海出天子。今王据勃海,是齐地。又太白与月并,宜速用兵,迟则不吉。”灵远后罢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可见当时沙门兼通方术,更涉及兵学。僧通好言隐伏附会,巴陵之役,侯景军利用“兔头”,僧通很有可能参与了谋划,否则王僧辩在战胜侯景后,也不会“截其二手送齐文宣,传首江陵,果以盐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了。
根据以上的论述,之所以会出现将“兔头”之类六甲、六丁神用于军事的现象,和东汉以降遁甲式法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两汉至六朝,式占类占卜术处在迅速发展演变之中,东汉以来兴起的一些可以称为“新式占卜”的数术,几乎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占卜主流,其中遁甲式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遁甲式又以六甲、六丁为主要元素。这种式占兴起之后,又很快向社会各个领域传播广佳房源网。或许最早应用于军事,随后被道教吸收—这也是为什么能在道藏中找到文献证据的原因。正是由于遁甲式在东汉以降影响巨大,侯景才会在战争中使用。
六丁、六甲神后世仍有信仰,宋元间周密《武林旧事》“岁除”所记宋代宫中驱傩仪式“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六神之类,大率如《梦华》所载”,后者所载为“诸班直戴假面’,这种改编自《周礼》以魅头假面扮“方相氏”的驱傩之礼,由两汉、南北朝至于唐代一脉相承,《通典》列在“军礼”中:“选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为侲子,著假面,衣赤布裤褶。”
这种戴“假面”的扮演形式,似乎也可以一定程度支持侯景军“兔头”为面甲的说法。
六丁、六甲神照应时日用于军事的情况一直到宋、明还依然存在。
前文提到的宋仁宗《遁甲符应经序》,文辞恳切,可见其对遁甲术有所信任,代表当时官方立场。北宋末,直接导致汁京沦陷的“汁京保卫战”,孙傅就起用郭京以六甲之术守城《宋史·孙傅传》记载说:
金人围都城,傅日夜亲当矢石。读丘浚《感事诗》,有“郭京杨适刘无忌”之语,于市人中访得无忌,龙卫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使自募兵。无问技艺能否,但择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为偏裨,京不许,曰:“君虽材勇,然明年正月当死,恐为吾累。”其诞妄类此。
这段材料中,郭京“自募兵,但择其年命合六甲者”,还妄称择日出兵,攻抵阴山。“择日”和招募年命符合六甲的百姓,就是用以照应六甲。顺应天时,求取胜利。侯景的五千士兵用“兔头”装扮,与上述郭京的用兵情况性质相同。郭京之术泡蛇酒,当时“朝廷深信不疑”,就是因为此法自有其理论依据,与仁宗救制《遁甲符应经》所反映的社会背景、知识信仰并不乖离。因此用“兔头”形象或者士兵生辰照应战斗日期,并非完全荒诞,这和古代的兵学思想关系密切。
明代茅元仪所辑《武备志》、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族旗金鼓图说》中还记载了二十八星宿和六丁、六甲旗使用方法,六丁、六甲旗绘有六丁、六甲的代表动物与相关符图,使用之法“与二十八宿俱同”,而二十八宿旗的使用,则是要“凡出军,立方向八门,使兵由之而出则用。凡遇出兵之日所轮胜宿,即以此旗领军”。可见,六丁、六甲旗的领军也与出兵日期相对应。
不论是侯景士兵所戴“兔头”、宋人郭京利用士兵生辰还是六丁、六甲旗,其实性质相同,目的都是为照应战争时间井研天气预报,祈求神明相助。
因此,通过以上的诸多证据可知,侯景军的这次攻城,应当是使用了方术。他们以五千精兵头戴“兔头”,以对应六丁神中的丁卯神,照应甲子时日,分八部进军,来攻王僧辩所守的巴陵城,以求诛除所谓“邪逆”并取得胜利。这是符合当时方术盛行、方术与兵学相影响、沙门参与军事的社会背景的。“兔头”在《梁书》中完全解释得通,而且包含了丰富的方术和兵学信息。处于同时代的姚察当然知道“兔头”的意思,而唐李延寿所编《南史》、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叙及此事时,均将“兔头”省去,很可能在唐以后,“兔头”的这层含义己经不为人所熟知了。
上述只是试图提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由于作者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文中存在的问题,希望读者批评。
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特此致谢!
因格式原因西安虎家,对原文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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