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唐礼制因革谱》 新书推介-礼乐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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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礼制因革谱》
图书信息
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0
页数: 628
定价: 390.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45816686
作者简介
顾涛,1978年生,江苏无锡人。先后获得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是《〈仪礼〉汉本异文构成分析》(2007),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苑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雅书院常任导师,兼任中华书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2013年别唤醒死人,获悉尼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奖(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ward,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近期研究偏重于礼制史、经学史、思想史,《史记》研究、《通典》研究。着有《中国的射礼》(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汉语古音学史》(合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礼治三千年》(商务印书馆,即出)等。
从2009年3月踏入清华园,作者便开始启动此书的研究与撰写,至今八载有余。此书印制完成,便意味着进一步修订的开始。衷心期待广大学术界的同好、真心的朋友们,尤其是初生牛犊的同学们,采用各种方式,让作者知道你们发现了什么问题。
目录
凡例
卷一 叙说
一、礼典的两座高峰之间
二、汉唐礼制史料分层
三、分卷的依据:以郊天为例
四、国本乎?虚文乎?
卷二 西汉:礼制创立期(前206-25)
卷三 东汉至西晋:礼制成型器(25-316)
一、东汉之部
二、魏之部
三、蜀之部
四、吴之部
五、西晋之部
卷四 东晋南朝:礼制成熟期
一、东晋之部
二、刘宋之部
三、南齐之部
四、梁之部
五、陈之部
卷五 北朝:礼制新建期(386-581)
一、北魏之部(附十六国)
二、东西魏之部
三、北齐之部
四、北周之部
卷六 隋至唐开元:礼制极盛期(581-741)
一、隋之部
二、唐初至开元之部
主要参考文献
年号索引
人名索引
内容提要
礼典的两座高峰之间
——《汉唐礼制因革谱》的十年耕耘
中国的礼典撰修,在历史上曾先后形成过两座高峰。
第一座高峰是《仪礼》十七篇。此书汉人径称为《礼》,或尊称为《礼经》陈民亮,记载冠婚、射乡、朝聘、丧祭等各种典礼仪式,藉此尚可摩见西周礼典之盛况。然此书重在记录士礼,对国家礼典仅有宾礼中的觐、聘和嘉礼中的燕飨、饮食、射礼等若干篇。据沈文倬的研究,此书“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菿闇文存》),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代礼典在施行过程中逐渐趋于完善,至五六百年之后方才由孔子及其弟子编订成书。《汉书·艺文志》载有“《礼古经》五十六卷”,云其“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刘歆称此为逸《礼》,既出于孔壁,必曾为孔子及其弟子所见。然何以不经孔子之手而增益十七篇之数?邵懿辰、皮锡瑞的回答是:“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下之达礼耳。”(《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经学通论·三礼》)可见,十七篇融入孔门礼学精蕴,当依后仓等之所为,潜心玩索而得孔子所谓“礼之本”,便可“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汉书·艺文志》),由此可大致复现周礼创制之规模与用心。
第二座高峰是《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此书是汉以来礼制重建,绵延至唐趋于成熟的标志。经六国与秦,西汉立国后不再延承周礼,而是平地而起重启新制,就礼典的撰修来看,西汉有曹褒撰《汉礼》,西晋有荀顗等修《晋礼》,至梁又有何佟之等纂《梁礼》,然唐以后均散佚,九百年实践的积累,融入一代又一代礼家的覃思精蕴,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所颁行的《大唐开元礼》,集汉唐以来制礼经验与礼学思想之大成,堪称继周礼以后中国礼典发展到第二座高峰时期的杰作。此书之地位学界早已深识,如清初王夫之即云:“周公而后,至汉曹褒始有礼书;又阅四姓,至齐伏曼容始请修之,梁武帝乃勅何佟之、伏暅终其事,天监十一年而五礼成;其后嗣之者,唯唐开元也。”(《读通鉴论》卷十七)所谓“唯唐开元”者,不仅上继梁礼,实可上接西周。就其影响所及,乃如陈寅恪之所言,“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绪论》),其所谓“文物制度”,礼典实位据大端。且王夫之又云:“宋于儒者之道,上追东鲁,而典礼之修,下无以继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盖力求大醇而畏小疵,慎而葸,道乃息于天下矣。”(《读通鉴论》卷十七)可见,其所谓“唯唐开元”者,又当下贯诸清,唐开元以后礼典虽时有更修,然大格局上已无变动。直至民国年间,章太炎提出新修礼制若欲效则古礼,“宋明清三家……既不可用”,又“不能尽从《礼经》者”,故择善而从,“莫尚于《开元礼》矣”(《丧服依开元礼议》,《太炎文录续编》卷一)。
《大唐开元礼》旧钞本
中国礼治的生命力,从一个侧面来看,正蕴含在从《仪礼》第一座高峰到《大唐开元礼》第二座高峰这一文物制度的承袭流变过程中,钱穆称此为“汉唐因革论”(《中国史学名著》)。钱先生之说与陈寅恪可谓前后呼应。反刍陈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探究隋唐制度前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在逐项论析其三条结论的过程中,陈著贯通着一种承袭流变的思想,也就是隋唐典制非平地而起,其于此前之制度有因有革,由此可直溯到汉、魏、晋。且看书中寅恪案语:“此隋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采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于汉,故曰汉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此类脉络的梳理海拉尔火网,弥满于全书,为全书内蕴之主线。概括言之,陈先生所关注的,是既要“研究其为甚么发此言,与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有甚么关系”,又要“研究其行动与当时制度的关系”,“研究其制度的施行,研究制度对当时的影响和当时的行动对于制度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开课笔记三种》,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附录一)等等。若按钱先生之说,即一方面条理出“每一制度,每一仪法”之“各有一条线”,魏吉英另一方面提炼出“一朝有一朝之制度仪法”的“高下得失,有关治乱兴衰”。简括而言,两位的宗旨同是要梳理清楚汉唐间各项典制因革的具体步骤与线索,以及各项礼制在九百年的曲折渐进中,是如何趋于唐开元礼极完备之状态的。
陈先生关注制度,尤其注重礼乐典章,旨在薪传儒家礼乐精神,至其晚年赠序于其弟子蒋天枢,借笔于隋世硕儒王通(文中子),仍不免流露出这一心迹,蒋先生称这一理想为“续命河汾的向往”。陈先生这一思想应该说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已基本确立。
1932年秋起,陈先生在清华历史系开设“晋至唐史”、“晋至唐文化史”两门课,今由卞僧慧所编《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附录此两课程之开课笔记可知,陈先生授课关注的重心即在思想和制度,要力避旧派研究古史之失在“不能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933年,陈先生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明确表述其理念曰: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因此,关注历代典章制度和物质、精神生活,并试图从其流变中抉发精神观念,成为陈先生各项研究之思想依托。1935年秋起,陈先生又新开“欧阳修”课,主在“讲欧阳修的思想,即其史观”,要知“欧公言政,尤重制度;而制度之要,则在礼乐”(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陈先生此课之设置可谓其史观之直接流露。
充分体现陈先生这一思想之代表作,当然要数其后执教西南联大时着成的,上文已数度引录过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我们且看陈先生此书的结构,全书旨在分析推论隋唐典制之渊源递嬗冥界傲君 ,分列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其中“礼仪”一章占全书一半篇幅,这一方面可以印证我们上面所说的陈先生对礼乐典章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制度史略有根底者,便不难发现此举直接上承自唐杜佑之《通典》。《通典》全书二百卷,分设食货、选举、职官、礼典、乐典、兵典、刑法、州郡、边防九门,其中《礼典》即占一百卷。两相比较可知,虽然陈先生书中所举例证大多并非直接采自《通典》,然在谋篇布局、精神气韵上两者一脉贯注,陈先生所欲上绍者,乃一千年前杜佑的学术伟业。对陈先生倾注巨大心力的史家汪荣祖,曾敏感地发现一项确证:“寅恪以手边幸存的眉注本《通典》为基础,于1939年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史家陈寅恪传》第五章),而据史实来推算,陈先生于1937年离开清华园,奔波中据“手边幸存的眉注本《通典》”写作《略论稿》,而其用力于《通典》,当正是在清华园执教的十二年安定的学术生涯中,而尤其是1932年开设“晋至唐史”以后的三五年内。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论述稿》
对于杜佑《通典》谋篇的匠心,及背后的学术旨趣,其友李翰在《通典序》中已有精到的概括:
今《通典》之作,……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闺房之乐。如人支脉,散缀于体。……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杂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
李翰代杜佑立言,明确揭示《通典》事类的设置均为“经国礼法程制”,用当代学者的话说便是“抓住礼法刑政这样的制度建设和管理运作问题,就是抓住了要点、抓住了根本”,而其内蕴的宗旨则在“致用”,在“经邦”,即所谓“可以从中汲取安邦治国的实际建设和管理经验,有裨益于提高治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实用理论著作”(郭锋《杜佑评传》)。
更值得关注的是,《通典》素材的来源为“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用杜佑在《通典·礼一》“礼序”中自己的话说,叫作“或泛存沿革,或博采异同”,也就是说重心在探索礼乐典章如何发生因革变迁,以及伴随前后历代士大夫在议论中所呈现出来的卓见与素养,由此方能得所谓“圣人微旨”。章太炎以其对六朝思想之精熟,故对《通典》精深、微邈之处的揭橥最为透辟:
中国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说:“礼者,忠信之薄”,却是最精于礼,孔子事事都要请教他。魏晋人最佩服老子鸡叫进行曲,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晋朝末年,《礼论》有八百卷,到刘宋朝何承天,删并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礼,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见那时候的礼学,发达到十分。现在《通典》里头,有六十卷的礼,大半是从那边采取来,都是精审不磨,可惜比照原书,只存二十分之一了。(《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
问题恰恰在于,若仅将视角瞄准周、唐礼典的两座高峰,见其玲珑剔透,见其光怪陆离,然而殊难察知其中制度所含的精义,而正是在两座高峰的转变之间,在拼裁剪辑的过程中,在分合起伏的缝隙中,梳理清楚了那“自上而下地催驱了两晋南北朝一波又一波崇礼、修礼、释礼、论礼的浪潮”(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第13辑),才能看出门道,看出微旨,看出血脉与筋骨,体会到形魄与灵魂如何交映,这就是杜佑识力的过人之处,也正是陈寅恪用力要上绍杜佑的学术事业,用钱穆的话说就是“汉唐因革论”。
虽然比照南朝的《礼论》三百卷,杜佑之书仅存二十分之一,但是仍然难以抑制章太炎对《通典》的高誉:“九通之中独杜氏《通典》最当详究,不仅考史有关,以言经学,亦重要之书也。”又云:“就政治而言,《通典》一书为最重要,其言五礼亦备。”(《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章太炎之所谓“礼”,其所涵盖之范围决非限于外式上的礼仪:
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觐,皆可谓之经礼。……经礼之外我本纯良,别立曲礼一项,然后依五礼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
由此,《仪礼》当扩展为“三礼”,《大唐开元礼》当扩展为包括《唐六典》、《唐律疏议》等在内的唐制整体,此即李翰所谓的“经国礼法程制”意义上的“礼”。职是之故,《通典》即使“只存二十分之一”,然有鉴于晋宋的《礼论》、梁代的《梁礼》均已散佚不传的史实,杜佑“博采史志,综贯历代典章制度,而为是书”,其“重在政治”、“隆礼”的用心已然见诸笔端,由此成为足以代表两座高峰背后整体典章制度变易所内蕴机理的一部“体大思精之作”(《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
明嘉靖戊戌(十七年, 1538)王德溢等广东刊本
钱穆自然亦不例外,对《通典》持有盛誉,他说“这部书,可说在中国史学里是一个大创辟”,他的独创之处就在于“倘把‘礼乐’两门合算,就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以上”(《中国史学名著》)。那么,倘若“研究经济史的,只翻它《食货志》,研究选举制度的,只翻他《选举志》,研究政治组织的,只翻他的《职官志》,却没有人去翻它大半部《通典》所讲的礼”,这便是大问题,由此便造成“今天我们没有一个讲历史讲政治的人再来讲礼乐”。甚而至于,“若碰到一制度问题,不要只为找材料,去杜佑《通典》里找,仅要拿人家的精心结撰来做自己的方便使用”,由此杜佑那“血脉贯通,呼吸相关”的“体大思精”的学术伟业便将崩塌为一部资料书,一地散钱碎屑。且看,钱先生对杜佑的“体大思精”是如何阐发的:
唐代统一盛运之再兴,自然有它直通古今与通筹全局之一套远大的气魄与心胸,始得肇此盛运。所以朝代、人事,可以随时而变,而历朝之典章制度、大经大法,则必贯古今,通彼此,而后始可知其所以然与当然。学者必先具备了此种通识,乃能进而研治此种通史。(《中国史学名著》)
由此便可知晓,关注唐代制度兴盛之渊源,贯通于两座高峰之间,淬其心力于汉唐礼制因革,便是杜佑所创辟的,陈寅恪所绍继的,钱穆所呼吁的学术伟业。
可惜,今天我们欲仅就《通典》以考索汉唐礼制流变,难以得乎其全豹旁门散仙,亦无法征知其细部。自2009年起,我毅然地决定从重新着手梳理史料起步,近距离地拿着放大镜来,沉下心来慢慢观察礼制在两座高峰之间发生的每一项变动,每一个脚步,而不急于匆忙地要把握礼制沿革大势,赶紧地要“以通时用”。其实,八十年前陈寅恪在清华园,一边批注着《通典》,另一边已然从十七史中另行爬梳起材料来了。
我的基本思路是将十七史礼乐志(附《通典》)、十七史诸列传等、十七史诸本纪(附《资治通鉴》)、史注及其他文献(附历代《会要》)、后世汇辑与研究成果这五个层次的礼制史料,回填入汉唐间行礼和议论的时空背景中。具体而言,就是在历时的脉络中,将每一项礼典在汉唐间的运行,从如何起步,如何变道,留下了哪些路标,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何处,到最终如何走向唐开元之隆盛状态,进行尽可能细致的勾稽与疏证,努力呈现各项礼典的设立运行、因革递变,包括仪注品类的增删和器物度数的挪移等。这是因为“‘礼义’体现在‘礼仪’的各个细节上,牵一发而动全身”(阎步克《服周之冕》第一章),只有在不折不扣经历了这一过程之后,方可进而分析仪节隆杀与损益的理据与成因,其间融入了大量学士议礼的真知灼见和学养识力。
基于这一思路,这部《汉唐礼制因革谱》在设置上打破了礼乐志乃至《通典》一贯所采用的,总述加例证式的叙述模式,而是严格依时间先后为序将史料予以系年、考辨和疏释。全部史料以朝代为框架,各朝代下以帝王年号纪年,下设条目尽可能标注到某月、某日。这样对于呈现礼制因革变迁大势,高效利用和开发礼制史料,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且本谱本身已内蕴了好几项礼制史研究的前沿课题,望有识之士进一步开拓。
在系年的基础上,本谱尝试进行分卷。五卷的分设,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本谱将汉唐间礼制的演进分为五个发展时期。按都城所在地为团块进行分期,打破了完全以朝代为分界的固有模式,表面上看以都城的转移为标志,但实际上隐含着汉唐间礼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几个关键步骤,反映出由汉至唐逐步走向精密、丰满的演进大势。今以南郊祀天为例,将每一期的大致情况略作介绍。
第一期是西汉(前206-25),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此时为汉唐礼制的创立期。以郊天为例,西汉成功实现了由郊五畤到郊泰畤到京城南郊的转型,由此南郊祀天之制可谓正式走向正轨。
第二期是东汉至西晋(25-316),都城在洛阳,此为汉唐礼制的成型期。蜀汉、孙吴则附于曹魏之后。以郊天为例,东汉通过在新京城重建南郊,将西汉二百余年积累的成果落实下来,魏晋以来,在沿承的基础上开始分辨圜丘与南郊之别,终于在西晋成功合并圜丘于南郊,郊天礼制的主体框架由此落定。
第三期是东晋南朝(317-589),都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此为汉唐礼制的成熟期。以郊天为例,东晋在新都城重建南郊,礼制再一次出现反复,经过了分立南北郊,分别圜丘与南郊,至梁武帝年间礼制趋于成熟。
第四期是北朝(386-581),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又到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又到长安,此为汉唐礼制的新建期。从时代上讲,此时期与东晋南朝一北一南,差不多同时展开。以郊天为例,北魏以来一直努力在向汉晋礼制传统回归,至孝文帝迁都以后进度加快,基本实现了一郊二祭的大格局,北齐、北周礼制又一次新建,大致沿承北魏之制。
第五期是隋至唐开元(581-732),都城在长安,此为汉唐礼制的极盛期。以郊天为例,隋礼直接上承自南朝梁礼,圜丘、南郊分祭,唐代在此基础上经过武德、贞观、开元三度定制,杂说、歧说删汰尽凈,至开元年间一岁四祀之精密谱系最终告成。
合而言之,汉唐郊天之礼的演进脉络如下:西汉创立祀天之坛立于京城南郊,东汉至西晋圜丘与南郊分祀之制大致成型,东晋南朝冬至圜丘、立春祈谷一坛二祭之制基本成熟,北朝则先后于平城、洛阳、邺城、长安多次重建南郊,仪制未定,隋以后则在北朝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南朝议礼成果mc豹儿,终于开元时趋于完备而极盛。汉唐礼制因革可分为创立、成型、成熟、新建、极盛五期,由本谱基本确定下来。不过,总合全部五礼之制,进行更翔实、更细化的论证,则将俟诸他日。
(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共117万字,113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