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湄公河行动》:主旋律的类型化重构 影视分析-编导自习室
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 政治、资本和艺术之间构成了复杂的互动与制衡关系, 这给当代电影创作带来了全新的语境, 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从中心逐渐被边缘化。然而, 2016年国庆档上映的《湄公河行动》却凭借观众口碑实现了票房逆袭为你而歌, 并被多家网站评为“2016年度最好的国产电影”。一部以真实案件为创作基础, 以英雄主义为叙事基调的主旋律电影何以得到市场的青睐与追捧?必须承认, 作为一部诞生于市场化语境下的主旋律电影, 基于政治、资本和艺术之间的三重博弈, 对主旋律精神进行类型化重构是《湄公河行动》赢得票房与口碑双重成功的基本理路。
一、从宏大叙事到类型化叙事的策略转换
电影作为一种叙事文本, 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某种叙事框架中。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 由于负载着家国情怀所赋予的历史感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衍生的使命感, 对历史的影像书写往往难以摆脱从大处着眼的表达惯性, “宏大叙事”因此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 在“宏大叙事”的提出者利奥塔看来, 宏大叙事其实包含着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因此, 利奥塔对现代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 将“不相信宏大叙事”确定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不言而喻, 这也构成了今天电影叙事的一个总体语境。
毋庸讳言, 宏大叙事使得主旋律电影沦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影像摹写, 在中国电影快速走向市场的进程中, 主旋律电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困境, 承载着强烈官方权力意识的主旋律电影叙事中本能地呈现出的崇高美学追求也被大众有意无意地消解了。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下, 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转型就成了无可回避的现实抉择。
正因如此, 尽管作为对当年震惊世界的“湄公河惨案”的影像再现, 《湄公河行动》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国家意志和权力话语———事实上, 电影海报中也充分凸显了“血性报国”这样主旋律精神十足的口号, 但号称“类型片游侠”的林超贤依然放弃了宏大叙事的企图, 转而回归他最擅长和熟悉的二元对抗故事结构与警匪动作片类型化叙事的轨道。显而易见, 这其中有着来自资本力量的票房考量, 但与此同时, 权力体系希望借此打破传统电影对主旋律精神的僵化表达的强烈愿望, 也为林超贤提供了类型化叙事的可能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低俗怪谈, 类型化已经被认为构成了电影叙事的基本逻辑。相对宏大叙事被拒斥的当代困境, 类型电影有着更为顽强的生命力。“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支配着类型电影的生存, 这便是类型电影用不同的观念与范式满足人类具有永恒意义的情思和社会大众心理情结。”显然, 缉毒题材与跨国追凶, 为《湄公河行动》提供了比其他警匪动作片更为丰富的故事资源, 而家国情怀和复仇母题则在更深层次上引起了观众的共同心理情结。
从宏大叙事向类型叙事的转型, 体现的是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思维从政治导向向市场导向的根本转变, 而林超贤为我们带来的是电影语言从戏剧冲突、场景设置和人物心理挖掘等多方面叙事格局的提升。我们看到, 无论是情节建构、镜头运动, 还是场景选择、演员表现, 《湄公河行动》都严格遵循类型化的故事结构技巧和电影叙事规律。影片从传统主旋律影片的沉闷乏味和道德说教中跳脱出来, 将警匪片特有的节奏感贯穿始终王平夷。在大量的快切剪辑与火爆场景的元素背后, 呈现的是林氏警匪动作片独有的暴力美学特征。
主旋律电影从神话回归现实, 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本质被创作者就此遗忘。《湄公河行动》在展现高刚、方新武等角色的现实悲情之后, 更强调通过对他们自我牺牲和精神殉道桥段的尽情渲染, 来最终实现对观众的道德感化与灵魂升华。正如安德鲁所言:“类型是意识形态的特殊伪装, 它是决定各种文化机构及其实践的一处广阔无形领地中的可见的边缘, 它在暗中作用于观众的潜意识。”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中, 观众往往不知不觉被完成了文化消费中的精神洗礼和自我超越。
二、从真实故事到戏剧化处理的情节改造
众所周知, 《湄公河行动》以2011年震惊中外的“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和中国警察跨国追捕行动为故事原型, 从案发到元凶落网这段惊心动魄的真实历史构成了电影叙事的基本脉络。从某种意义来说, 影片为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提供了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范本和参考意义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李宏塔,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非虚构电影”已经成为全球电影工业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观众对源自真实世界的事件和人物有着本能的好奇心, 这为“非虚构电影”准备了难得的心理土壤, 毕竟, “一切艺术的存在都以审美主体的需要为条件”。《湄公河行动》正是在这样的接受心理中被观众所青睐的。
非虚构电影的一个吊诡之处在于, 源自现实的故事框架要求剧情发展主线必须遵循真实事件的演进脉络, 而作为当年举世瞩目的新闻事件, 湄公河事件的结局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公开信息, 从而几乎瓦解了电影叙事试图在这里构建悬念的一切可能。没有悬念就没有叙事的魅力, 但没有真实性就背离了非虚构的定位, 这就使得电影陷入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两难境地。
对林超贤而言, “真实”并不意味着原样复制惊心动魄的破案过程。要在权力话语和市场逻辑的双重制约中有效打破观众对于主旋律的一贯偏见, 关键还是在于对剧情的戏剧化处理。戏剧化因此成了非虚构电影在真实故事和电影叙事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有效路径。在电影叙事的推进过程中, 林超贤跳出了现实事件的已知结局给电影带来的叙事羁绊, 而将观众关注的重心引向对主要人物命运的关切, 用包括警犬哮天在内的抓捕小队成员的生死悬念, 填补了主凶必然落网的结局预设所带来的戏剧性缺憾。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 电影必须将“通过合法方式带回糯卡”作为剧情的预设前提, 但实际上, 抓捕糯卡的真实场景本身并不具有冲击力, 这为影片结尾构建戏剧化的高潮带来了难度。林超贤最终选择了在湄公河上用好莱坞式快艇追击的宏大场面重构抓捕糯卡的场景。也正是在这里, 方新武以自我牺牲将影片推向了情感宣泄的高潮, 同时也为其射杀毒贩而产生的内疚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出口阿努比斯公寓, 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
戏剧化不仅仅体现在电影主要人物的命运沉浮上, 《湄公河行动》还通过细节的勾勒大胆表现了金三角的娃娃兵群体。吸毒少年的稚气、人肉炸弹的冷酷、轮盘赌一枪爆头的血腥, 尺度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在这些桥段里, 林超贤用熟稔的手法简约有力地阐释了他的暴力美学原则。青少年的恐怖袭击在国内电影中尚属首次呈现, 林超贤的这个突破不仅有着戏剧化效果的考虑, 同时也从侧面勾勒了糯卡残暴与泯灭人性的形象。相比较而言, 这比影片对糯卡本人简单直接的脸谱化表现更加具有震撼的力量。
必须指出的是, 尽管影片极力追求好莱坞式的写实主义动作片风格, 但《湄公河行动》在道具设计上还存在着港片常见的粗糙手法。同时, 尽管林超贤最大限度地渲染了激烈的动作场面, 但众多战术细节从专业角度来看却显得业余。比如, 小分队选择清晨突袭糯卡营地汤伯利, 其实并不符合突袭行动的时间规律。另外, 高刚单枪匹马营救线人, 却因后援不足导致线人被灭口, 这种“增援总是晚来一步”的桥段, 尽管符合剧情推进的需要, 却是实际行动中必须避免的失败样本。这些缺憾都使得影片的非虚构风格产生了一定的摇摆。
三、从英雄主义到个性化硬汉的人物设定
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核心人物往往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英雄。自然地, 基于英雄主义美学原则的“高、大、全”形象就成为主旋律电影人物塑造的主线。这使得英雄人物在电影叙事中往往被抽象为一个空洞的符号, 而蜕变成政治口号的简单图解。
在新的文化语境中, 人们的审美需求走向多元化与个性化, “躲避崇高”成为公众的基本心态, 尽善尽美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不可避免地与当下社会审美意识产生了疏离。正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大多是神与人的后代, 也因此带有超乎常人的神性色彩, 然而, 古希腊人并不赋予他们的英雄过分的崇高性, 也不以此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尺, 而是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来立体建构英雄的性格与行为, 把他们作为人生的一种折射。
从神性向人性的复归其实已成为当代电影对主旋律的人物形象进行类型化重构的基本路径。吴必胜《湄公河行动》中, 林超贤让代表正义力量的警察形象走下了神坛, 成为人格力量和性格弱点并存的人。英雄人物褪去了神化的光环, 而被还原为个性化的硬汉, 其语言动作———包括抽烟、粗口等, 都有着充分的人性依据, 让人物呈现出原生的真实感。彭于晏饰演的卧底方新武是全片形象最为丰满、性格结构最为复杂的人物。方新武在对线人逼供的过程中使用了酷刑, 这种对警察使用极端手段不加回避的展示在内地电影中是极为罕见的。此外, 他为替女友复仇私下射杀毒贩, 尽管“政治上不正确”, 却符合人物的复仇心态。电影叙事中对方新武偏离轨道的表现也有合理的铺叙, 因其常年在金三角当卧底, 在心态和手法上必然要受影响, 这构成人物真实行为逻辑的一部分。当然, 林超贤不惜笔墨地表现了方新武在恢复理性后的纠结与反省, 最后还借高刚之口, 表达了方新武“内心不安”的心理状态, 实际上对其复杂人格进行了合理化的解释和背书。
其实, 方新武这个角色是出自林超贤的戏剧化虚构———讲述线人的故事正是林超贤的拿手好戏, 同时也为《湄公河行动》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增添了一些港片的元素。应该说, 方新武的存在为影片对人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深挖提供了一个缝隙, 看得出林超贤试图到人物的心理底层探寻其“幽暗意识”的努力———虽然只是浅尝辄止, 但相对片中其他扁平化的英雄人物和脸谱化的反面人物而言, 这依然是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个性化人物符号孙琦皓。需要注意的是, 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 真实可信的英雄形象更具有价值引领和人格示范的作用, 但英雄的人格特征绝不是体现在性格弱点的纠结突变上, 而是要深入挖掘其现实行为选择和崇高美学意义的内在必然性。
毋庸置疑, 作为一部警匪动作片, 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打斗场面背后, 能否深入呈现警与匪这两个激烈对抗的群体之间不同的行为逻辑和心理动因, 无疑是判断导演叙事功力的重要参照。然而, 囿于商业电影的叙事定式, 除了方新武之外, 林超贤对其他人物的塑造则显得单薄和平面化。尤其是糯卡这一核心人物, 完全陷入脸谱化的简单勾勒, 在被贴上“残暴”“丧失人性”等标签之后, 缺乏对其人物心理的深入挖掘, 从而使得反派角色沦为一个空洞的暴力符号, 实际上也使得高刚们的行动失去了一个足以形成对等关系和体现本质力量的立体对象。同时, 人物的扁平化与脸谱化明显限制了演员的角色演绎空间, 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除了直观的视觉冲击和浅表的精神狂欢之外, 难以深入人物的心理底层去探究人性内涵———而这, 正是林超贤们的现实困惑和必须超越的地方。
四、结语
在政治话语和市场逻辑的双重压力下, 主旋律电影通过类型化重构来获得一种微妙的价值平衡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而类型化叙事、戏剧化处理和个性化人设也许正是《湄公河行动》在这种艰难平衡中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创作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