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备于战国”说平议 何诗海-中国文体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开篇提出“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1]的论断,此即著名的“文体备于战国”说。这是一个意蕴丰富、充满张力的文体学论题,既富启发意义,又易引起分歧,而目前学界对其理论内涵尚缺少全面充分、细致深入的探讨[2]。笔者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及同好。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0页科学怪狗。
[2]今人一些著作,往往引用章说而不作任何分析,尤易引起误解。如袁行霈主编的高教版文学史,在“先秦文学”绪论中,以这样一段话结束:“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30页)揣其文意,似乎完全赞成章说。其实,章学诚的观点,既有合理之处,又有明显漏洞,不能不加分析地引为定论。
一
“文体备于战国”说的基本前提是“战国为文章之盛”[1]。战国何以臻文章之盛?章学诚通过追溯学术发展流变对此作出解释。《校雠通义·原道》:“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2]在章学诚看来,古代官师不分,政学一体,故无私家著述。六艺只是到了后代,才被尊为六经;在其产生的时代,只不过是对职司所掌政教典章的历史记载,如“《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3]。正因如此,章学诚反复强调“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4],“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5],故“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6]。三代以后,官学失守,“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7],形成“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8]的学术文化格局,故云“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专门从事著述者大量涌现,为使自己的著作行之久远,必然产生对文辞的崇尚,这是战国文章趋盛的基本前提。而文体的兴起与赅备,又必然以文章写作的兴盛为前提。
战国之文,是“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的结果,因此,诸子争鸣尽管昭示着道术分裂,“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9]。之所以“不容遽昧”,盖因“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诗教上》论曰:
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像,《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它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10]。
在章学诚看来,“道备于六经”,六艺作为三代政典,足以尽道之体。诸子之能争鸣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以成一家之言、专门之学,而追溯其源,皆本于六艺,如老、庄本于《易》教,管、商本于《礼》教,申、韩本于《春秋》教等。诸子皆有用世之志,欲以所学济天下之溺,其著书立说,皆“事势自然”,“不得已而出之”[11],故“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12],多“持之以故而言之成理”。这是战国文章繁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多出于《诗》教。盖战国乃纵横之世,纵横之学,本于行人之官。行人聘问诸侯,出使专对,无不注重文辞修饰,所谓“文其言以达其旨”,因此无不学习《诗》三百“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在章学诚看来,“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13],凡“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14]。诸子之学,虽本于六艺,“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三代文、质合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纵横之士“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行人辞命至此而极盛;《诗》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经纵横家推衍,“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15],至此亦臻极盛。“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即此之谓。其文虽多成家之言,有为而发,然亦开“有意为文”之风。后人弃本逐末,既无专门成家之学,又“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遂致文章之衰。章学诚由此得出“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16]的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文体备于战国”说并非单纯、孤立地考察文体问题,而是有着丰富的意蕴,实包含“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又多出于《诗教》”等分命题。章学诚以战国文体为枢机,逻辑严密地论述了这些命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出时代思潮对文章、学术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文体备于战国”这一论题的重大意义,即所谓“知文体备于战国火花游戏,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17]。
[1]《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63页。
[2]《文史通义校注》第951页。
[3]《校雠通义·原道》,《文史通义校注》第951页。
[4]《易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1——3页。
[5]《校雠通义·原道》,《文史通义校注》第951页。
[6]《原道中》,《文史通义校注》第132页。
[7]《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文史通义校注》第649页。
[8]《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60页。
[9]《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63页。
[10]《文史通义校注》第60页。
[11]《原道上》,《文史通义校注》第119页。
[12]《史释》,《文史通义校注》第231页。
[13]《易教下》,《文史通义校注》第19页。
[14]《诗教下》,《文史通义校注》第78页。
[15]《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61页。
[16]《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63页。
[17]《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60页。
二
章学诚以战国为文章之盛,原因如上所述。在他看来,古人著述,经、史之外,诸子而已,皆专门成家之学,未尝欲以文名。此后专门之学衰微,世人唯以文辞为尚,遂使文体日繁,文集日富,故文集实从子书演化而来。《诗教上》论其演变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举牌照,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1]章学诚将后世文集的内容分为经义、传记、论辨、辞章四大类,前三类分别为经、史、子等专门之学衰落的产物,由学术文体衍变而来。惟辞章专尚文辞,最能代表文集的特色,也是文集中最重要的类目。可见,章学诚“文体备于战国说”中的“文体”并非泛指一切文体,而是有着特定内涵,着重指向追求藻彩,主于抒情言志的辞章。而辞章各体,实大备于战国。章学诚以《文选》所录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论曰:
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征矣[2]。
《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不收经、史、子著作,所录作品,除少数实用性公文文体外,大多为富有藻采,深得《诗》教比兴、讽谕之旨的名篇,符合章学诚心目中的“辞章”标准。因此,以《文选》为例,来追溯辞章各体之源,表现了章学诚的卓识。其中许多论断,皆深有见地,如《文选》中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京都赋”,源于苏、张等纵横策士的说辞;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等“设论”体,源于屈原《渔父》、《卜居》之主客问答和《庄子》之庄、惠问难;“连珠”体源于《韩非子》内、外《储说》,“七”体源于孟子问齐王之大欲等,或着眼于内容、功用的相似,或立足于表达方式、体貌风格的接近,尽管未必是定论,但能在研究视角和思路上,给人以丰富的启发。
在文体起源问题上,早在南朝,刘勰、颜之推等就明确提出了“文体原于五经”说。章学诚的“文体备于战国”说显然吸收了这一说法,而融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如战国之文源于六艺,又出于《诗》教等。五经除对一些由儒家礼乐文化生成的文体有直接影响外,更多的是在义理内容、精神风貌等方面影响后世文体。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其艺术成就,不但文辞古朴的五经不能企及,即使对后世辞章来说,也是一种典范,因而比五经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地影响着后世文章的发展。一方面,战国辞章,有许多本身已俱备了高度成熟的文体形式,另一方面,又孕育着丰富的后世文体因素,成为后世辞章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刘勰称赞《离骚》“衣被词人,非一代也”[3],又称赞战国诸子文章具有“理懿而辞雅”、“事覈而言练”、“气伟而采奇”、“心奢而辞壮”、“意显而语质”、“鉴远而体周”等特点[4]。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成就,与他们善学战国辞章紧密相关,如柳宗元自述其文章取径曰:“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5];苏洵之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6],尤具纵横家“词辩闳伟”的特色;苏轼文得益于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及庄子的汪洋恣肆,罗大经称“《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为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7];曾巩为文,“叙琐事而不俚,非熟于经书及管、商诸子,不能为此等文”[8]。可以说,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很少不从战国辞章中汲取艺术养分的。与此相应,一些文章选本,逐渐打破《文选》以来不录经、史、子著作的成规,开始关注战国辞章。如南宋汤汉《妙绝古今》选先秦至北宋文79篇,可谓“一代不数人,而一人不数篇”[9],其中《左传》10篇,《国语》6篇,《战国策》1篇,《孙子》1篇,《庄子》3篇,《荀子》5篇,共计26篇,占全书三分之一。又真德秀“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10],编纂《文章正宗》,分古今文体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大类,其中辞命类收录《左传》、《国语》所载天子诏令6篇,行人往来应对之辞37篇;议论类收《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君臣、策士论议78篇,叙事类收《左传》叙事23篇希特勒的男孩,战国辞章位居“正宗”,并且也占了全书很大比重。自此之后,在各类古文选本、评点著作中,战国文章一直有着重要地位。
章学诚正是在深刻把握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文体备于战国”说。这一论断,在概括战国文章的繁荣局面,揭示战国文章发扬《诗》教、深于比兴、敷张扬厉的特点,以及战国之文对后世辞章的深远影响等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正确性。它比传统的“文体原于五经”说更注重辞章发展之实际演进,在儒家经典和后世文体之间架起了中介桥梁。当然,章学诚的观点,主要是一种宏观的总体把握,在具体论述上,上文所引《文选》诸体和战国辞章,我们几乎看不出文体体制形态上的关联。其实,章学诚这一论断的本意,并非文体论证,而是以文体为例,探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子、集发展演变的大势[11],揭示战国时期在学术文化“升降盛衰”之际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所谓“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濬流;两汉、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12]。正因如此,章学诚在追溯《文选》诸体起源时,还把淮南宾客、梁苑辞人、西京侍从、邺下文士与战国四公子广揽门客、稷下学士放言高论联系起来,所论与文体并无直接关系。章学诚所关注的,是时代思潮、学术文化背景对于辞章繁盛和文体孳生的影响。战国诸子怀抱所学周游列国,出入、相聚于诸侯、权臣门下,不同思潮和学派因此有了直接交流、切磋、论战的机会,从而极大激发了学术文化创造力,形成了百家争鸣、著作纷涌的局面,这与后世文学集团的聚会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繁荣,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而战国学者的聚会和交流,对后世文学聚会的组织及文学集团的形成显然有着直接影响,所谓“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念,使章学诚特别关注对学术文化及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度探讨。
[1]《文史通义校注》第61页。
[2]《诗教上》,《文史通义校注》第61——62页。
[3]《文心雕龙·辨骚》。
[4]《文心雕龙·诸子》
[5]《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7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6]茅坤《老泉文钞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零七美梦时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4册,第302页。
[7]《鹤林玉露》乙编卷三,第16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8]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第848页引方苞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妙绝古今·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6册,第784页。
[10]《文章正宗·纲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第5页。
[11]参见周勋初、余历雄《师门问学录》第9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12]《诗教下》,《文史通义校注》第79页。
三
上文已提到,“文体备于战国”说在揭示战国文章居古今辞章升降之枢纽地位时,有极大的合理性,然而,章学诚在以《文选》为例,具体论述这个问题时,却并不那么有说服力。首先,《文选》所录文体三十九大类[1],若加上二级类目,计有八十多种;而章学诚只论及《文选》中七种文体,取样太少,以此“征战国文体之赅备”,难免以偏盖全。其次,就已论及的七种文体看,是否都备于战国,也颇可商榷。构成文体的因素很多,既有内容方面的,也有体制形态方面的,而后者更具决定性。因为,郑秋泓除了一些由礼制生成的实用性文体有特定的使用场合或对象,因而有特定的表现内容外,就一般抒情言志的辞章来说,同样的内容,完全可用不同的文体来表现;同样的文体,也完全可表现不同的内容。章学诚论《文选》诸体时,主要着眼于内容,而很少涉及文体形态,故其论证时有牵强、片面之处。如以贾谊《过秦》、班彪《王命》、曹冏《六代》、陆机《辨亡》等文源于《离骚》、《孟子》之称先王、儆时君,就颇可商榷。贾谊、班彪等作品主旨相近,皆力陈前代得失以诫当世人主,虽有称述先王的内容,但在文体上,这些作品都是体制完整、逻辑严密的论体文,与《孟子》之语录体、《离骚》之诗赋体,形态相差太远。如仅以内容相近论,则《尚书·无逸》篇载周公诫成王语,历引殷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王季、文王以及殷纣王等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与贾谊等作的内容、结构、论证方式上更为接近,因此,远比《孟子》、《离骚》更有资格成为这一类文体的初源。
“《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这一判断也存在同样问题。司马相如《上林赋》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其内容可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描写上林苑的巨丽,后半部分描写天子出猎的盛况与声威,并曲终奏雅,以示讽谏。《羽猎赋》则全写天子游猎,无论是内容、主旨还是恣意铺陈的手法,都明显学习《上林赋》。“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分别指《战国策·楚策》“江乙说于安陵君”篇和《魏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篇。两篇题旨相近,都表现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及如何结君固宠长葆富贵;内容则以君臣、谋士对话为主,绝少铺陈排比。因此,不论从题旨还是表现手法论,很难看出与两篇汉赋的文体渊源。章学诚之所以把它们联系起来,是因为其中都有田猎的内容。然而,在《战国策》这两篇文章中,田猎并非表现目的,而只是策士进说的机缘或媒介,故狩猎过程、场面描写极为简单,尤其是后一篇,只用“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一笔带过。如此只鳞片爪的相似,便认定两者之间的文体关系,显然过于轻率。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品之间,可能会有很多相似因素,如因此即认为它们必有文体渊源关系,则将不胜纷繁而无所适从。即以写田猎来说,《战国策》远不止这两篇,《左传》中也多次出现,甚至在更早的《诗经》中,已有通篇表现狩猎过程及场面的《大叔于田》。全诗赞美大叔娴熟的驾御,高超的射技,尤其突出放火薮泽、空手搏虎的场面,写得气势非凡,惊心动魄。姚际恒评此诗曰:“描摹工艳,铺张亦复扬厉,淋漓尽致,便为《长杨》、《羽猎》之祖。”[2]这个论断,显然比章学诚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章学诚曾经评价自己的治学特点是“高明有余,沈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3]。高明有余,多神解精识,“故于古今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足以甄疑似,明正变,提要挈领,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而得其大原”[4];沉潜不足,疏于考证,使他在论证具体问题时,有失缜密精覈,甚至出现“其意甚是,举证则非”[5]的缺憾。章氏治学的这种优点与不足,在他阐述“文体备于战国”这一重要命题时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体制形式看,“文体备于战国”说没有得到严密、充分的逻辑论证。事实上,战国辞章,尽管蕴含着丰富的后世文体因素,但体制成熟、形态独立的文体,除了诗、赋、论体文外,并不多见,故“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之说,与刘勰高倡文体原于五经,甚至认为“百家腾跃,终入环内”[6]一样,至少是言过其实。因此,许多文体论者尽管没有直接批评刘勰、章学诚的观点,但他们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不取刘、章之成说,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否定。如任昉《文章缘起》[7]探讨先秦至东晋时期八十五种文体的起始之作,战国只有四种,且集中在战国晚期,分别是:
赋 楚大夫宋玉作 歌 荆轲作《易水歌》 离骚 楚屈原所作 对问 宋玉《对楚王问》上书 秦丞相李斯上始皇书
另有四种文体,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别是:
诏 起秦时 玺文 秦始皇传国玺 上书 秦丞相李斯上始皇书 铭 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铭
任昉所标举的文章,大致是秦汉以来有明确年代和作者,体制成熟、独立成篇的作品,而非从经、史、子著作中截取的片断。论“文体大备”,这样的标准显然更为合理、科学。只是在任昉心目中,战国文体符合这种标准的,只有四种,数量绝少,可见他绝无“文体备于战国”的意思。通观《文章缘起》全部条目,始于西汉的有三十九体,东汉有二十二体,两汉合计六十一体,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因此,任昉心中的文体发展大势,套用章学诚的话,可谓“文体备于两汉”。后世有些学者,正持这种看法,有时又有西汉、东汉之别。如包世臣以为“文体莫备于汉,唐宋所有,汉皆有之,且有汉人所有而唐宋反无者”[8]。胡朴安《论文杂记》:“六经为文章之祖,后之言文者莫外焉。三代以上之文,政在是,学在是,道亦在是,不可以文论。战国时策士高谈雄辨,抑扬顿挫以逞辞锋,反覆譬喻以达意旨,文之萌芽实始于此。然篇名未立,体裁未备。文之缘起当溯源于两汉之世。”[9]又《读汉文记》:“文章体裁至西京备矣,彦昇言之最详,‘高文典册用相如,飞书羽檄用枚皋’。不仅备体,且有能独擅其体者。”[10]胡朴安接受了文章原于六艺的传统观念,认为三代学在官府,文道合一,不可以文论,战国时期始有意为文,这些看法都与章学诚一致,但他又认为战国辞章“篇名未立,体裁未备”,论文体缘起当溯源两汉,再具体论,文章体裁备于西汉,这与任昉的观点若合符契。刘师培则认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11]。东汉是新文体孳生比较集中的时代,《后汉书》所传人物,若是文人学士,总是详细著录其文体创作情况,如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12],张超“著赋、颂、碑文、荐、檄、牋、书、谒文、嘲,凡十九篇”[13]等。据郭英德统计,《后汉书》共著录了六十余种文体,除去同体异名、文类泛称、不明何体几种情况,还有四十二种[14],后世的常用文体,到东汉已大体具备。所以,刘师培的观点,比较接近史实。当然,又有以文体备于唐宋者。如姚鼐弟子刘开提出,“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谓之盛者醉侠苏乞儿,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15]此后李祖陶附和其论,认为“周秦文体未备”,“魏晋以后渐备,至唐宋乃全”[16]。刘开所列举的唐宋诸家所擅文体,基本上非创体之功,而是指相关文体写作在这些作家笔下获得最高成就,成为新的文体典范而为后人效法。刘开、李祖陶推重八大家古文,故有此论。若论新生文体,唐宋时期并不丰富,远不能与两汉比。而宋后也有新文体产生,如小品、幛词等,只是这种新生文体,与唐宋时期一样,数量都很少,不能成为文体繁衍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因此,文体备于唐宋说是难以成立的。
文体究竟备于战国、两汉还是唐宋,或者其他时代,这是一个颇多争议,目前还没有定论的命题,尚需更为细致、深入地考察和论证。章学诚的论断,尽管论据不够坚确,逻辑不够严密,但他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引起了后人热烈而持久的探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至少从南朝开始,文体学形成追源溯流的传统,热衷于探讨文体的起源。这种探讨,主要着眼于个别的,具体文体的发生情况,有较强的考据色彩。“文体备于战国”说虽也涉及文体起源,但更重视从宏观上考察文体的发展、兴盛情况,全面把握文体发展衍变轨迹,揭示其内在规律,因而具有更宽广的学术视野,更鲜明的思辨色彩和更深刻的理论价值。“文体备于战国”说的学术史意义,远远不止于揭示战国文章兴盛之原因、阐发战国文体特征及其历史影响等方面。它不仅为传统文体学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更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给当时及后世文体学以丰富的启迪。
[1]关于《文选》文体分类,争论较多,主要有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类之说。笔者从傅刚三十九类说,详参其《昭明文选研究》第185——1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诗经通论》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62册,第77页。
[3]《家书三》,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程千帆《文论十笺》第7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文论十笺》第198页。
[6]《文心雕龙·宗经》。
[7] 四库馆臣疑此书今传本为后人依托之作,吴承学、李晓红认为馆臣所疑依据不足,不可采信,详参其《任昉〈文章缘起〉考论》,《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8]《复李迈堂祖陶书》,《艺舟双楫》第54页,世界书局1935年版。
[9]《历代文话》第9册,第91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历代文话》第9册,第9077页。
[11]《中国中古文学史》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2]《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传》附《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张超传》。
[14]参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文史》2002年第3辑。
[15]《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刘孟涂文集》卷四,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刊本。
[16]《复李迈堂祖陶书》,《艺舟双楫》第54页。
原文编辑:李超 微信排版:赵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