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都》,中国传统文人文化的“衣冠冢” 翻牌-韭菜圃子
码者按:从《废都》、《秦腔》,到《古炉》,贾平凹的写作似乎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想为我族某些物质非物质遗产设计“葬礼”之实,盖棺论定的尝试。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写《秦腔》是为故乡棣花镇“树一块碑子”;而《古炉》,干脆“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其实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同是乡土叙事,针对《秦腔》的缺陷,《古炉》里甚至揉入了一定的补憾动机和超越意识。对于《废都》,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明言,但这方面的意思,书名即可作一阐释。“送丧”可以有多少种角色?“掘墓”有多少种姿势?热衷此道的贾平凹,绩效如何?
城墙上的埙声
余生也晚,93 年《废都》初版时洛阳纸贵的盛况跟随后被禁的“惨状”,概“无福得见”。09 年以前,书是禁书;以后无尽之城,热烈插播“作者删去若干若干字”句式,依然口味深重、少儿不宜。另一个情况是,11年《古炉》出版以前跟以后临县吹打,著当代文学史者言贾平凹必推《废都》,依然普遍地认为,代表其最高艺术水准。
09年,《废都》解禁,《废都》+《浮躁》+《秦腔》三件套,作家出版社版陈布达。应该是这个包装没错吧。讲真,对贾平凹的字比文风更容易产生天然的好感。
通常是作为揭露九十年代初人文危机,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来解的。贾平凹本人谈及创作动机动力时曾“愤激”地指出:“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说艺术精神,道文学反抗,言语间似有坚守与反击的决心。
这样的书写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的。从80年代思想解放到90年代市场经济,这一急剧的社会转型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比其余任何人的都大。而知识精英们从隆重登场到黯然退场,从“中心”到敢拿权力“开刀”到边缘到要去通俗、大众、流行文化里夹缝求存,伴随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而蹦出来的是,社会角色跟功能重新定位之急、之难。难就难在,特殊的心理落差激发的失重感只会加深、加重精神的迷障,在经济狂潮当前更容易失去抵御而比其余任何人都更容易掉进漩涡。应该承认,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戏点的精髓所在,并迅速做出了回应。这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危机和困境当前“有所作为”的诚意和勇气。
为什么要用“文学艺术工作者”来指认贾平凹,而不用知识分子呢?问题就出在这。依其原话,文学艺术工作者可谓经过“官方认证”,而且双重。但要说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精神气质,乃至本质都是大有偏离的。本质上,贾平凹是骨子里地供养着一个传统文人。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枝繁叶茂,是文人中的文人。《废都》的书写,无雄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和“人戏不分”的个人经验不能为之。这里的形容词,只能是雄厚。连丰富都太单薄。更难得是笔法之圆融直捣“化境”。效果是,都会指出其主角庄之蝶身上浓郁的传统士大夫文人气息。无法不指出。但,在谈这一点时,普遍会将这一角色跟知识分子相混淆。
明确把庄之蝶跟知识分子切割开来的,不大见。什么叫知识分子?有点文化就叫知识分子的话,庄之蝶当然算。而且大大地算。但,从现代的意义上,假如知识分子这四个字需要沉载一丁点的精神自觉、社会担当、历史责任等内涵,庄之蝶最多只是个仅有1% 残余的溃败者,或者说,根本就不是。贾平凹的灵魂向导是传统文人,《废都》的主角更是如此。“贾平凹试图表现这种情绪。但他并不熟悉现代知识分子,或者说学院专业知识分子。他熟悉的是传统的中国文人”,这是北大教授陈晓明在其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上的“独家切割”。再补充一下的话,庄之蝶的精神磁场不仅是传统文人式的,并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式的。散发的,尽是没落的气息。从文本来看,“精神”、“反抗”的最初立意何曾抵达?根源即在于此。
从揭露的层面来看,庄之蝶的形象塑造无疑是成功的。从“反抗”的层面,其批判的光芒如此之微弱,使人阅之频频徒增“啊,文人怎么可以那么无耻”、“无耻起来,尺度最大的还是文人”一类之“喟叹”,又无疑,是壮士扼腕之溃败。
传统文人的肖像
理解传统士大夫文人的诀窍,在于参照他们的“对立面”。中华民族撑得起五千年文明,主要靠的生存能力。中国传统式的智慧是倾向于经验提取的,而不是理性思辨。中国传统式的生存讲究勤劳勇敢、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甚至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这一种族繁衍、文明续航的方式,不够酷,但,实打实的拼劲、咬劲、韧劲,你得服。远至上古文明,下至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概因有此蛮劲。从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一部生存史。只出力的,似乎没有文人。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基于二者的差异,干脆古人就简单粗暴划出读书人和非读书人两大生存群体。前者是可以“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君子远庖厨”的,好像劲都别人使了。好像后者都属土的,而文人都不用怎么“染尘”,吐一口绣气就“流长”了。生存方式也分文人式和其他式。普通人是要热烈地世俗化的,文人则是逆世俗化、抗世俗化、反世俗化,以脱俗化为追求的。讲究的是清冷出尘的“存在”,而非“参与”地生存。我族的生存史,正是以文人脱俗化为辅线、非文人世俗化为主线交织而成的。
这一过程中,文人又曾经以苍生社稷为己任,试图人格上无限地接近圣贤的高度。脱俗化之“向往”与入世化的事业,这本身就是有矛盾,或者说,有矛盾根源的。所以,我们要谈论的、能谈论的,确实是最初的紧箍咒、华丽的光环褪掉之后,“徒有其表”的文人、“文人误国”的文人、理想格发力无能的文人。文人的悲剧就在于,使命感减退了,习气却上来了。这就无怪乎会“谈文人色变”了。
文人最终变出一个骨骼清奇的群体。就连文人这个词,也有点像汉语里的“独立体”。从语言的角度,与文人这一词相对应的英文是Literati。Literati 除文人外,还有学者一义。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学者的存在感较之文人是弱之又弱的。学者倒跟知识分子有点像。文人则约莫相当于当代文科生中的文青。文人讲究的配置,一开始是家国情怀,及以此为中心的知识储备。这知识,是侧重文才的,而文才又扯到诗意和美感,对思想不大设要求。就连哲理也通常是在文章里寻找的。滑稽的是,从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到文以载道等,总是在文与道上纠结,而这道又除儒家伦理外,没多少建设性、实质性的内容。坏就坏在,文人的批量生产标准,情怀是虚的,思想是可以不计的,而文才是受推崇的,诗意和美感是会无限地深入到生活当中的。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传统文人有什么成就呢?传统中国缺的是系统化的建构。治国安邦,兴一朝,亡一朝,盛衰荣枯又一朝,朝复一朝地拥戴着皇帝们的维稳需要,驱赶着勤劳勇敢又或奴性感人的庶民们,几千年也就那样不温不火地过来了。“掐指一算”,整个民族的精气神的巅峰,不在战国,即在汉武。打这两个节点之一以后,匀减速运动就开始了。就是说,也是前进的,但内驱衰落了。文人,哪怕是在文人满庭的宋朝,也并没有拿得出一套有含金量的东西来。这一角度而言,几千年延续所积淀的隐性业障的潜在威力,又岂亚于欧洲中世纪所集中爆发?
所以,传统文人就没研究课题了?有的。研究得最成功的正是生存方式。确切地说,生活方式。按系统化的标准,简直是唯一的研究成果。如何更惬意、更潇洒、更高人一等、更唯我独仙、更地极天地之妙视听之娱地活着,是有其完整的运作链跟讲究的内容体系的。想象在以苏州沧浪亭和拙政园为代表的“物质遗地”焚香弹琴下棋读书作画吟诗对酌赏花,一种比神仙过的还精致的生活状态。颇似以“桃源”为信念,通过一整套丰富而完备的生活内容建构起一整套生存象征体系,在对世俗和非世俗的共同抵达里“抵达”对存在的全面把控和超越。
百度出来的吹埙图。我见公子眉宇间有郁气,颇似文人。
文人不仅是文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言人。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官方倡导、世代流传的时髦运动云车网。这是有历史的。除却自身的美感魅力,由于科举考试跟官本位意识的强势存在,文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因有权力的蕴意而对普罗大众极具号召力的。胸中无墨并不妨碍对这么一种生活方式起艳羡之心,行附庸风雅之实。更为“画龙点睛”的是,在这一生活方式体系中,会有情色的固定位置。文人通过科举跟官员搭上关系,文人又通过文艺,以及“美感”跟以青楼女子为代表的美丽女性沾上边。文人、权力、情色 ,通常是构成铁三角的。唯此,这种生活方式的话语权和传播性才得到最大阐释。《废都》里,庄之蝶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后跟唐宛儿在会场各种作者删去若干若干字,改天又因市长反击“政治阴谋”的稿件要连夜登报而爽了唐宛儿不可描述之约,即是新的写照。
富于美感经验,而乏于思想和实践。必然演变为重文轻道,举止见伪。这样的文人,就算一开始骨子里并非以精致利己主义为追求,最后,一定会是精致利己主义的践行者。并且,狂潮当前,会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沉沦于颓废美感,堕落起来很难看。《废都》里,动辄搬出些《素女经》、《闲情偶记》、《浮生六记》、《翠潇庵记》来的庄之蝶,在“妇人”的腿根题“无忧堂”的庄之蝶,到奶牛、哀乐、埙里求取灵魂的妥放的庄之蝶,正是,而又不止是这么一个文人。
为什么文人堕落起来更让人觉得倍加地无耻呢?因为对于文人,我们会有期待。会在使命感跟人格修养上一不小心就天然地产生一个法力无边的期待值。而这一上不封顶的数值一旦破产,那种丑态跟期待之间落差同样下不封底,这种嘲弄感本身就是戏剧化、指数方的。所以,那个表面劝告身边人“不要打着我的名义干嘛干嘛”实则在纵容甚至怂恿他们犯乱作恶贪赃枉法的庄之蝶,那个在“爱情”、“诗意”、“美感”的掩护下,一面上门生的女人、一面干自家保姆的庄之蝶,那个以救“兄弟”为名趁“兄弟”之危巧取豪夺“兄弟”毕生之心血逼得“兄弟”家破人亡的庄之蝶,是远非良知上偶有的回光返照之“痛”可救赎的。
要棒打,又不够心狠;要救赎,又不够力大,被小同情牵着走是无法抵达大悲悯的。《废都》的书写效果所抵达的深度和所释放的力度,不足以把整个废都都革命性地翻一遍土,反而显得自己半只脚被埋进了废墟里,原因即在于这种失衡。
废墟上的“衣冠冢”
扉页有四句声明:“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惟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显然此地无银。然而像是无心插柳,《秦腔》比《废都》更刻意求实,而《废都》比《秦腔》更艺术真实而又到此为止。读来明知情节是有虚构也有变形且原型依稀闪现,但又确实不会去对号入座,且其心灵真实之追求可感可知可信可服。
更诡异的是,成败概在于此。《废都》有精神自省、灵魂自剖的倾向,但审美距离是总体地失控的,时有自我代入的笔调出现,以致此庄之蝶之言矣贾平凹之语矣时而会有庄生迷蝶之混淆感。这种不彻底的剥离,势必会影响其立场、洞见和力度,而无力融入足够的批判。叙事时,对传统文人文化之“亮点”过度留恋,而对其污点虽不至视若无睹,却“消沉无为”花开杏林,乃至摈弃坚守和反抗。
作者本来是想有所为的。甫一开篇,即借庄之蝶之口表过态,“需要破缺”。跟市长要来“搞文艺活动”的房子干脆命名求缺屋。失败更像是必然的。因为方向指错了。从头到尾,都有城墙上的埙声:“可你闭上眼慢慢体会这意境,就会觉得犹如置身于洪荒之中……你越走越远,越走越深,你看到了一疙瘩一疙瘩涌起的瘴气,又看到了阳光透过树枝和瘴气乍长乍短的芒刺,但是,你却怎么也寻不着了返回的路线……”这样的庄之蝶,还是以“归去来兮”那一套来应对“无道”的。而一旦发现只是退无可退之荒芜,干脆以将精神桃源“吃干抹净”为虚无。
贾平凹的作品,总是伴随着一位“面如银盘”的大美女。经验:看到“方圆大脸,鼻子直溜,一双眼大得无角”、“菩萨娘娘”、“正宫娘娘”一类的描写,基本上可以确定,贾先生又拿前妻当模特了。
不仅没有击碎那一套传统士大夫文人审美体系的弊端,反而以那一套东西为甲胄,到旧习气、恶趣味里沉沦。传统士大夫文人本来也讲究“无道则隐”的。但如庄之蝶躲进求缺屋为妖作魔求无的,只看到灵魂沦丧、自我放逐,看不到救赎。
无可否认,贾平凹有才气。但,思想高度跟不上叙事野心的最终局面是:不曾抵抗亦无有前进的一溃千里。本来可以当个掘墓人,最后却,意思意思挖了个衣冠冢。
城墙上的埙声
当代中国特色的好日子是以好脏好乱好快活著称的。这一“三好”模式源远流长地有着死都要活的生存蛮劲为底,又由特殊的历史进阶模式决定。在中国的历史上,思想解放是通共就没几场的。古典文化充斥着太多颓废的美感经验,而现代文明又主要靠照搬西方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从民国时期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起,经战争之打断、政治之劫持,到八十年代迎来思想的解放,九十年代以后扎进经济狂潮,可以说是在短暂的调整之后,旋即再度急剧世俗化。这种历史进程本身就是好乱好快活的。这种现代化在思想文化环节上的解放和发展都是不够充分的。另一方面,时常会有“新国学”、“传统文化复兴”一类的复魂口号。古来之渣滓,姜桂成不时诈一下尸,依然是未经批判的“继承”。
姑且就文人文化而言,这一价值系统的漏洞如不经拿来主义破建,其潜在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实际上,我们整个的文化如今看起来光鲜亮丽,内里却极有可能是好乱好快活地充满各种漏缺的。著名作家格非在其《江南三部曲》之《春尽江南》里有一句话,“只有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借来针对我们的文化隐患,深以为然。
有时颇恨自己无才。有时颇望这个时代蹦出个大才来。感觉是我们这个民族,还需要一部真正的巨作。而巨作能成其巨作,一定是站在《红楼梦》的肩膀上而又反《红楼梦》的。但又不应以《金瓶梅》的方式来反。《红楼梦》本身即是有反《金瓶梅》的东西在的。而写得出这样一部巨作的人,必定是整个地侵淫于整个的古典文化而又能整个地出来的。一这么想,就会觉得《废都》可惜了。毋庸置疑,贾平凹这份才是天时地利人和地不世出的。《金瓶梅》还有这样的时尚写法。《金瓶梅》、《红楼梦》、《围城》,三本书熔于一炉,一支笔几乎穿越所有独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古典元素而被削得炉火纯青,掉过头来满纸时代感里打转,依然行云流水、游刃有余。就其可遇不可求的古典文化底蕴、当代生活沉淀、个人经验、知识结构和气质契合度等方方面而言,贾平凹作为骨子里的传统文人,是具备为它掘墓的可能性的。
北大教授陈晓明评《废都》,道的是:“一个虔诚的文化守灵人,却又不得不高歌纵欲者之歌,以此来祭奠经典文化的死亡和招来街头书摊的匆匆过客,这本身就是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末日景观。”诚然。但“仅此而言,贾平凹虽然不知得称道,却无疑令人肃然起敬”,这后一句又是无法苟同的。窃以为,贾平凹虽然在某些方面,譬如动机动力上值得称道斗金传攻略,但,其答卷,是不足以肃然起敬的。
曾经有一部小说,无比地接近具备里程碑价值的巨作。最后变成了禁书。解禁之后,再也热不起来,亦只是招供了其天生之污点。这,真真是好可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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